第三，借助家族勢力實現官商結合。徽商的主業是鹽業，徽商坐鎮揚州控制兩淮鹽業是他們成功的基礎，也是他們成為中國僅次于晉商的商幫的原因。在實行綱鹽制時，要能進入鹽業靠與官方的勾結，因為給誰從事鹽業貿易的特許，權在政府。而且，在政府實行重農輕商的政策、商業活動受到限制的情況下，任何成功的商業都離不開官商結合。徽商實現官商結合有自己特色，這就是在一個家族之內實現官商結合。這種官商結合通過兩種形式實現：一種是一個家族中既有當官者，又有從商者，如徽商中的程氏，先祖程元潭即為東晉初年新安太守，以后又有許多為官者；另一種情況，是以家族之力培養家族中有能力而貧窮的子弟讀書、入仕，再為整個家族服務。這就是徽商重視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借助家族的宗法家規實行內部管理。與晉商相比，這種特色更為突出。晉商是“用鄉不用親”，從而實現了制度化管理，發明了激勵機制——身股制。這使晉商實現了從家族管理向制度化管理的轉型。徽商是“用親不用鄉”，強調所用的人一定是本家族的人。在管理中所靠的就不是制度，而是宗法關系和族規，不需要什么激勵機制。借助于家族關系進行管理，既有利于加強內部的相互信任，但也使對員工的剝削加重，家族只是一種淡淡的親情，在商業中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一個家族中有窮人也有富人，徽商利用家族關系淡化了這種差別，既有給窮人以出路的機會，也給富人剝削窮人提供了合法的外衣。
最后，在維系家族方面，文化起著重要的作用。名門望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且要靠文化傳統來傳承家族特色。這就形成徽商與其他商幫最大的差異，即在其他商幫以追求財富為唯一目的時，徽商重視教育，重視文化，徽商是所有商幫中最有文化的商幫。
如前所述，一個家族要靠經濟實力（錢）、政治地位（官）和文化傳統（書香）來維持，而不像貴族一樣靠遺傳來傳承。從商可以有錢，但用錢買的官并沒有地位，只有通過科舉考試金榜題名而入仕，才有社會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維系家族傳統的傳承。因此，徽商極為重視教育。在他們看來，經商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謀生手段，讀書作官，“學而優則仕”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自從宋代以來，徽州的教育就十分發達，宋、元、明、清四代共有各種書院260多所。創辦最早的是績溪的桂枝書院，影響最大、被稱為天下四大書院之一的是歙縣的紫陽書院。據明弘治《徽州府志》記載，當時徽州有影響的書院達22所，其中僅休寧縣就8所。書院在當時相當于大學，至于其他相當于中小學的私塾就不計其數，幾乎每一個家族都有自己的若干所私塾。府、縣還有許多自己的學府。
如此發達的教育培養出了眾多的人才。僅在徽州，宋、明、清三代就有進士1242人，其中宋代624人，明代392人，清代226人。僅在清代徽州就有狀元17人，占全國的14.9%，僅次于蘇州，列全國第二。而休寧被稱為狀元縣，康熙30年（1691年）到道光二年（1822年）的131年間，就出過狀元13人。一些徽州人在外地寄籍考試中舉者尚不在內。以徽州一府與山西一省相比 （府是省以下的單位，一個省有若干府），清代從順治二年到嘉慶十年，徽州有進士85人，舉人116人，為京官者26人，在地方當官者74人，而山西全省，進士僅6人，舉人11人，在京為官者無，在地方當官者6人。徽商在商業上不如晉商，但在教育與文化上徽州比山西高了不知多少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中國人王茂萌就是徽州歙縣人。
徽州的文化決不僅僅是在“學而優則仕”上，而是對中國文化有其獨特的貢獻。不用說徽劇進京演變為國粹京劇，也不用說風靡全國的徽菜和淮揚菜（為徽商在揚州所創）。這些是人所共知的。宋代新儒學——程朱理學的創始人二程與朱熹都是徽州人。徽州人在哲學、文學、數學、醫學、繪畫、建筑、工藝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貢獻。徽州有文獻可查的名人達5399人之多。僅在《中國名人大辭典》中收錄的清以前4萬多名名人中，徽州就有800多位。而且，徽州一直有昌盛的文風，文人雅士、學者甚多，文會藏書盛行。1999年底，黃山市辦的“千年徽州杰出歷史人物評選”，名列前十的是陶行知、朱熹、胡適、戴震、詹天佑、黃賓虹、程大位（珠算大師）、漸江（新安畫派創始人）、王茂蔭、張小泉。這種評選也許有局限性，但充分反映出徽州文化在中國的地位及對中國甚至世界的影響。在清代中期之后，由于“綱鹽制”演變為“票鹽制”，徽商失去了鹽業中的壟斷地位而衰亡了，但徽商對文化的貢獻卻至今仍有影響。中國的家族文化在徽商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正是徽商研究離不開徽州家族文化研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