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律師無論在民事訴訟中代理原告還是被告，無論在刑事訴訟中代理受害人附帶民事訴訟還是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辯護，都是基于當事人的委托，都需要忠實于當事人的委托，維護的都是當事人的合法權利。
就算是“壞人”，畢竟也是人，也應有作為人所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即使是“壞人”，也只承擔與其過錯、違法或犯罪行為相當的責任，而不承擔不應該承擔的責任，而且他們也有獲得律師幫助以維護這種合法權利的權利。從不斷曝出的冤假錯案來看，被當成“壞人”受到追訴的人，可能并不是真“壞”，司法機關是可能冤枉他們的（可能是因為濫用權力，也可能是因為認識能力不足），如果沒有律師為這些人辯護，他們被冤枉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律師的角色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權利的護衛者，另一方面則是權力的制約者。前者可視為律師的社會性的角色，后者可視為律師在司法體系中的角色。
經濟觀察報：你如何看待律師隊伍對于中國司法改革和中國社會法治化的意義？
張千帆：律師是維護社會法治最重要的力量，一個沒有律師或律師不能發揮作用的社會是不可能實現法治的。一般認為法官才是社會法治的中堅力量，但是一個社會光靠幾個法官哪能撐得住呢？必須有從事各個行業的大量律師，才能實現社會法治。譬如在美國，律師和法官就是同一個群體，律師素質直接決定了法官的素質。以前中國的律師數量嚴重不夠，比法官還少得多（其實中國許多所謂的“法官”都是不判案或沒有能力判案的）。現在律師數量增長很快，但是素質得不到保障，在一些敏感案件中也受到了太多的限制。在這種狀態下，是不可能實現法治的。
周澤：說到底，司法的功能就是定分止爭。司法無論如何改革，都需要以有效解決社會紛爭和矛盾為出發點和歸宿。在一個社會中，公民、企業和其他組織、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等不同的主體之間，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紛爭和矛盾。這些紛爭和矛盾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社會就不能夠穩定，社會秩序就難以維持，人們的基本權利和利益就難以得到保障。作為權利護衛者的律師，無疑是中國的司法改革最積極的推動力量。同時，律師的地位和作用也只有在法治化的社會中才能夠充分體現；一個國家律師作用的大小，與這個國家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是成正比的。因而，律師也當然是中國社會法治化的推動者。
司法制度決定律師現狀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司法獨立性不夠對律師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
張千帆：司法制度直接決定了司法環境，也決定了律師的素質。你想，如果一個國家的司法潛規則就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要勝訴就得靠行賄、托人情、走關系，那么律師還能有什么選擇呢？在這樣的環境下，律師隊伍怎么可能得到健康的成長呢？如果司法判決書就是沒有任何分析推理的“八股”，勝訴也根本不靠擺事實、講法理，律師素質又怎么可能得到提高呢？司法制度直接決定了律師的現狀。
周澤：司法的獨立性不夠，必然的結果就是：司法裁判的結果往往不決定于審判者對法律的認識和自己的良知，而取決于法外因素。
因此，律師在法庭上的表現好壞，往往難以影響判決的結果。而當事人聘請律師，追求的都是司法裁判的結果，一個律師即使水平再高、在法庭上表現再好，如果不能為當事人爭取到一個好的裁判結果，往往也會失去當事人的信任；相反，一個律師即使沒有什么水平，在法庭上的表現往往也很糟糕，但由于其有關系，總能夠通過其他途徑影響司法裁判的結果，那他也會獲得當事人的信任。一個不能獲得當事人信任的律師是難以生存的。因此，在司法不夠獨立的情況下，為了得到滿意的裁判結果，當事人往往都會希望律師去搞關系，而一些律師也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拉關系之類的事上，從而使律師失去其本來的作用，甚至可能對律師自身及律師職業造成不可估量的傷害，并最終破壞律師制度乃至整個法律制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