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人民銀行開始發布社會融資規模相關統計數據，該指標不僅涵蓋存款性公司的貸款，還包括債券、股票融資，以及保險資金的運用等。社會融資規模概念的提出受到貨幣供給理論中“新觀點”的啟示，決定貨幣供給的不僅僅是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的行為，而且是包括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內的整個金融系統的活動和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行狀況。社會融資規模是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以金融為媒介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是全面反映社會融資的總量指標。
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是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有益探索和創新，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對于其可行性，亦有較多的爭論。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指標，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必須能夠對該指標進行有效調控，并通過該指標的變動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即全面反映從貨幣政策操作目標到中間目標再到最終目標的過程。為此，引入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銀行信貸)兩個市場，建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測算考慮社會融資規模的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我們的測算結果表明，社會融資規模可以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并且與信貸相比，社會融資規模可更為全面地反映出貨幣政策傳導過程和效果。
首先，與銀行信貸相比，社會融資規模更能全面地反映出整個融資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從模型的模擬結果看，貨幣政策不僅通過銀行信貸利率影響間接融資，還通過直接融資市場利率影響直接融資。銀行信貸利率上升，銀行信貸出現下降；直接融資市場利率上升，直接融資規模出現下降。社會融資規模包括銀行信貸和直接融資，這一指標更能反應出整個融資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更能全面地刻畫貨幣政策對市場資金的影響。
其次，從社會融資規模角度進行分析，能夠更為全面地考察資金供給變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貨幣政策不僅通過影響銀行信貸影響資金供給，同時通過影響直接融資市場資金進一步對資金供給產生影響，最終通過市場資金供給對整體經濟產生影響。若以社會融資模型作為中間目標，其考察范圍更為廣泛，能夠更為全面地了解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造成的影響，充分避免由于直接融資市場變動造成的異常情況。這在直接融資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下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貸款規模控制、窗口指導等政策導致貸款難度上升時，若對銀行信貸需求不能被全部滿足，這部分未被滿足的需求將可能溢出到直接融資市場，部分貨幣政策效果或被“中和”。
由于我國金融市場與成熟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存在著一定差距，信息不完全、信息摩擦和市場結構不完善是我國金融市場的現狀。因此，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將導致不同類型企業在信貸市場上將面臨不同處境，“中小企業融資難”就是這一情況的典型案例。資金供需不平衡，存在既定的資金需求，但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由于實際中多存在信息不對稱及信貸額度等金融摩擦，貨幣政策對間接融資市場進行緊縮調控時，將造成信貸供給減小；若實體經濟仍然存在未被滿足的需求，則這部分需求將可能部分轉移至直接融資市場。這種轉移的規模與金融摩擦的程度密切相關，即若金融摩擦程度越大，向直接融資市場轉移的比例可能越高。
因此，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貨幣政策的收緊將導致間接融資市場規模(信貸規模)的減小，但相應的直接融資規模或增大。直接融資規模增大的比例與直接融資市場發達程度密切相關，直接融資市場流動性越強，其增大程度越高。也就是說，在貨幣需求不變的前提下，直接融資市場越發達，貨幣政策工具對信貸的調整會越多的轉移至直接融資市場。“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金融市場摩擦的基礎上又面臨了新的問題，由于我國直接融資市場欠發達，中小企業由間接融資市場轉移至直接融資市場進一步受阻，難以在直接融資市場融資，從而導致其向非正規金融市場融資渠道融資。但隨著我國直接融資市場的不斷完善，這一情況料將會逐步得到緩解。因此，從社會融資規模看貨幣政策效果，將更全面。（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