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廉穎婷
農村再次成為中國改革的聚焦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
作為一名長期從事農業經濟學、農村制度變遷等問題研究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讓他印象最深的是,堅持了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這對于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和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以來,城鄉結構的二元化導致了嚴重社會裂痕。中央政府為克服這一障礙所確定的戰略是城鄉發展一體化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與此同時,城鄉發展差距也逐漸拉大。此次三中全會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您如何看待這一表述?
黨國英:早在2008年,我國就提出城鄉發展一體化,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城鄉結構的二元化導致了嚴重社會裂痕。
經濟效率、社會平等與政治穩定,在一定條件下,可概括為社會公正目標。在我國,社會公正目標實現的主要障礙是城鄉二元結構。中央政府為克服這一障礙所確定的戰略是城鄉發展一體化。
記者:作為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的專家,您認為,當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要從根本上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根源,具體應該如何著手?
黨國英:當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城鄉要素交換不平等,農村資源過多流向城市。即,城市對農民的征地補償標準,大大低于土地市場價格；通過金融機構存貸差,農民和農業積累的有限資金大量流入城市和工業項目；農民工為城鎮經濟發展積累的資金每年在幾千億元以上,但他們享受的各種社會福利仍比較欠缺。
要從根本上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根源,我認為,需要建立城鄉統一市場,特別是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我國農產品市場發育較好,但涉及土地、勞動和資本的農村要素市場未能很好發育,相關制度建設也比較滯后。城市化質量低、農村土地糾紛、“小產權房”困局等皆與城鄉要素市場不統一有關。
此次三中全會的決定,對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具體要求可操作性很強,口子也放得比較開、比較活。當然,在此基礎上,相關法律等配套也要跟進。
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意味著將強化土地制度改革,但這需要修訂和出臺相應的法規,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
記者:城鄉二元結構導致了城鄉差距,其根源在于城鄉要素交換不平等,這也成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
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的最大問題是土地問題,因為勞動力要素和資金要素已經市場化,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土地要素的平等交換,這必然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
黨國英:的確是這樣。城鄉要素平等交換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核心問題,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意味著將強化土地制度改革,明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將可以流轉。但這需要修訂和出臺相應的法規,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
解決土地問題需要做到同地同價同權,也就是市場交易條件要平等,要打破壁壘、打破壟斷。所謂同地同價同權,是指國有土地所有權和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是同權同利的,城市開發商的土地使用權和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也應該是同權同利的。
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處理工農城鄉關系的關鍵一環,其最終目標是將“農民”變成一個職業名稱,我把他們叫做“城外市民”
記者: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大框架下,決定還提出,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社區建設,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意味著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要城鄉一視同仁,因為這是保證農民擁有的生產要素進入市場參與競爭的先決條件。近幾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大力推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大大加快了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進程。但是,從整體上看,政府向農村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所必需的各種要素還遠遠不夠,仍需加強。
黨國英: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目標之一,應該是城鄉居民公共服務水平基本一致,特別是社會保障的城鄉分離體制完全消除。
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處理工農城鄉關系的關鍵一環,需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體系,包括讓城鄉人民享受統一的社會保障,比如醫保、養老保險等。其最終目標是將“農民”變成一個職業名稱,我把他們叫做“城外市民”。這個目標牽扯到利益的調整,操作難度較大。在這個過程中,要努力把“蛋糕”做大,而不是把城里人已經享受的“蛋糕”切下來,分給農民。
記者: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基礎是高度城鎮化,這是您之前一直強調的,為什么這么說?
黨國英:我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證明,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高度城鎮化既是農民增收、農村進步和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穩定、政治民主的必要基礎。在高度城鎮化基礎上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不僅很有必要,而且大有可為。
此次三中全會決定對土地問題的高度重視,不僅體現了對農民財產權的尊重,亦可以看作是對農民土地合法權益的維護。黨國英說:“決定準確把握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平等發展權問題、市場經濟核心的產權問題,標志著我國城鄉統籌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對未來中國農村發展乃至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將會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