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周其仁

馮侖

    時間：3月30日 地點：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

    演講人小傳

    王石: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現任集團董事會主席。

    馮侖：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

    周其仁：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中心主任。

    王石 我的M形人生

    我的人生軌跡就像字母“M”，由三個主要的“點”構成，即“M”上端的兩個“高點”和中間底端的一個“低點”。

    人生的第一個高點，就是我的登山

    中國民間登山發源于北大，所以就登山來講，北大山鷹社是我的一面旗幟。

    2002年7月，我在德國互聯網上得知北大山鷹社發生災難的消息，登山社員在沖擊營地的時候發生雪崩。這條消息當時引發了網民的熱烈討論，其中90%的網民認為這些北大學子的自主登山行為是不應該的，葬送了年輕的生命，既對不起國家對他們的培養，更對不起父母對他們的養育，也對不起社會對他們成為國家棟梁的期望。

    在社會的一片譴責聲中，我連夜發了一篇帖子，倡導山鷹精神永存！我覺得中華民族有著幾千年的文明傳統，我們不缺少知識，尤其像北大這樣強調科學民主的高校，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都不缺少知識。

    但我們缺乏一種不帶功利主義的探索未來的冒險精神。

    北大山鷹社的成員沒有任何世俗的要求，他們利用假期去登山，冒著生命危險主動探索大自然，挑戰自我，就體現了這樣一種精神。我覺得這種精神在當今社會尤其珍貴。我相信在這種精神的指引下，未來五年一定會有更多的中國民間人士登上珠穆朗瑪峰。中國的改革開放也一定會更加自主。

    2002年10月，中央電視臺二套《人物》欄目為2003年人類登頂珠峰50周年策劃一個專題，找我商量說，能不能改登珠峰？我同意了。2003年5月22日14時45分，52歲的我從北坡登上珠峰，成為中國民間人士中年齡最大的。之前登頂珠峰年齡最長的是46歲的西藏專業登山運動員。

    北大山鷹精神給了我冒險的勇氣和力量！

    人生的低點

    從只顧抬頭探險到低頭注重環保

    M人生的第一個低點，要追溯到2005年。第一次登頂珠峰之后，我接連又完成了七大洲七座高峰的攀登，并開始了“7+2”計劃。第一站去的是北極，在機場，我意外地發現送行的隊伍當中有一位老學者，也是我的忘年交朋友、北大生物學教授潘文石。他笑瞇瞇地遞給我一封信，囑咐我到飛機上再看。那封信很短，主要是希望我能將彰顯個性的探險運動和社會結合起來，用一個大企業家的影響力對社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力，發揮正能量。

    這封信對我的思想認識起到了一個很大的推動作用，讓我重新認識到了探險活動的社會意義。所以從北極回來之后，我緊接著就穿越了南極。因為認識的不同，行為就改變了。我即刻把穿越南極和保護環境的公益活動結合了起來。

    之后，我的行為也像換了一個人，比如說2010年5月22日早上8點，我從南坡第二次登頂珠峰。和第一次相比，第二次登山就非常注重環境保護了，我們做到零垃圾排放，連大小便也用特別的塑料袋進行了特別的設置，把垃圾有效地收集起來。不僅如此，我們還和西藏的登山學校建立合作，組建了一支專業隊伍撿別人扔的垃圾。那一次，我們一共撿下4噸垃圾，其中有很多是運動員扔棄的氧氣瓶。我們把這些氧氣瓶做成工藝品，在上海世博會的萬科館進行展示，引起社會的關注。

    談到企業家精神，曾經有人問我有沒有令自己佩服的中國企業家？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褚時健先生。雖然他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觸犯了法律，最后鋃鐺入獄，女兒也因此自殺，但是他保外就醫后在云南哀牢山承包了2400畝荒山種橙子，并把這些橙樹分產到戶，這是他在從頂峰跌到低谷時所做的。我覺得這種行為就是企業家精神的體現。

    我曾專門到哀牢山去看望過褚時健先生，那次經歷給我的感受非常特別。我問他有沒有什么遺憾？沒想到老先生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改革總是難免有代價的！”然后他就跟我暢談未來，說起那2400畝橙樹在五六年之后掛果的美好景象。當人生處在低點，如果你還能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態，這正是顯示你水平的時候。

    人生的第二個高點

    攀登知識的高山

    我的第二個高點，就是放棄物理上的登山，決定攀登知識上的高山。

    按照計劃，我準備在70歲的時候第三次登頂珠峰。但是在2010年第二次登頂珠峰之后，緊接著2011年我就去了哈佛讀書。在哈佛學習了一年，我就決定放棄第三次登頂珠峰的想法。原因有二：其一，個人原因。我曾經是很較勁的人。52歲那年第一次登頂珠峰時，我是中國民間人士中年齡最大的，但是那年國際上登頂珠峰的最大年齡是61歲；我60歲第二次登頂珠峰時，有一個71歲的日本人也登上去了。于是我跟自己較勁，到72歲時一定要再登珠峰，超過日本人。但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時候這日本老人又登上去了，年齡77歲。我仍跟自己較勁，到78歲時一定要登上去。結果去年，這位日本老人80歲又登上去了！所以我決定放棄第三次登頂珠峰的想法。

    當然，放棄物理上的登山，決定攀登知識上的高山，主要原因是我在哈佛學習后發現，在那兒過語言關、過生活關、過整個學習環境關比登上珠峰還要難。物理的高山是有明確高度的，珠穆朗瑪峰目前的高度是8848.43米，但是知識的高山是沒有限度的，無法到頂，需要我們一直攀下去。

    馮侖 企業家要學習好榜樣

    今天我的兩個老師都在，我講講我們之間的故事。這些故事都跟萬通集團的發展有著重大關系。

    首先談王石。

    我們1991年辦公司，賺到第一桶金。一周年的時候，六個人開了個會，我說以后每年這一天不要大吃大喝，要反省。一直反省，到現在二十多年了。其中一次反省的時候，就說到深圳有家公司做事特別規范，我們就說去看看。1992年底還是1993年初，我們跑到萬科跟王石第一次聊天，但發現彼此意見并不統一。我們當時認為彼此都很有理想，兄弟幾個可以一直合作下去，但王石認為理想最后還需要在經濟利益中尋找平衡點。聊后王石請我們吃了非常簡單的飯。

    當時我們還去另外一家公司看，對方老板見我們的時候把腳翹到桌子上，晚上請我們去夜總會。之后非常有意思，那個老板被抓了進去，而萬科發展越來越好。1995年以后我們跟王石的接觸就非常多了。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學習萬科好榜樣》，那時候萬科還沒有現在這么偉大，但這篇文章的確表達了我們的心聲。

    我經常在想，我們沒有富豪爸爸，也沒什么特權，我們靠什么？找到三個原因。第一是學好，這包括學習萬科還有其他同行。第二是有錯就改。學好的人不等于不犯錯誤，遇到錯誤要馬上改。比如說投訴，你別一棍子把別人打倒，自己該改造就改造、該賠錢就賠錢。第三是不斷學習。海南當時很亂，能看書的人很少，但我們?？磿?，并互相交流，看書聊天變成了一個自我期待和要求。

    其次談周其仁教授。1994年我到洛杉磯，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國。我知道周教授在洛杉磯，就趕緊聯系他，跟他講我的苦惱。當時我們六個創辦人之間出現了分歧，想分家又不知道怎么分。中國民營企業合伙人制度中帶著江湖規則，而江湖有進入沒有退出，退出就是出賣大哥。要是有人離開大哥，是要“剁”了的。這個辦法可以用于別人，但我們六個人之間不能用這個辦法處理，不能說“剁”誰。

    周其仁教授告訴我，這在美國是非常簡單的事，就是用商人的方法解決分家的問題。他還講了一個出價規則：比如說你要走，那我給你多少錢；如果你不愿意走，那我走，你給我多少錢。1995年我們第一次分家時請了律師。盡管律師第一次發給我們律師函時，心里特別不舒服，但我們按照教授介紹的方法堅持了下來，解決了彼此之間的分歧，最后把家分成了。

    在發展過程中，企業家不僅要“學好”，多接觸王總及其他優秀企業家，還要多明白商業文明智慧，并能把好的經驗傳播開去，只有這樣企業家精神才能傳承。如果我們當時不這樣做，就會跟很多海南民營企業一樣重復低級錯誤。

    對談

    主持人：我想起周教授以前出的一本書，叫做《收入是一連串的事情》，現在來看企業家精神、企業倫理以及大哥小弟之間也是一連串的精神，下面我們請周教授給我們點評一下，從王石先生、馮侖先生的親身經歷中如何看待中國的企業倫理狀況？企業家精神是什么？它和美國企業倫理之間有什么差異？

    周其仁：中國人的信任靠什么？首先是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陌生人怎么建立信任？我們有一個國家權力架構，行政系統強有力，自上而下，很多陌生人被組織起來。但是當兩種資源中有一個不是強有力又沒有血緣關系怎么組織？這就體現了這個環節的薄弱。

    我1993年第一次回國探親，看到一個海報是萬通的廣告，上面寫的是毛主席語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歸根到底是你們的。他說房子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歸根到底是賣給你們的。

    我當時說萬通是誰？后來知道是馮侖。有一天他到了深圳，我覺得挺難得的機會，我要討教他在干什么。一討教，他有很多問題我要跟他講，我隨口講了幾句話他到今天還以為我在幫他呢，我也關心他們這個組織。柳傳志后來的原則就是要創造沒有血緣的血緣關系，我們沒有血緣但是非常信任，發生分歧能不能用比較文明的辦法來解決？能不能從我們血緣深入的社會轉到契約的人際環境？

    主持人：我們下面的議題是中國的未來城市化、城鎮化究竟該怎么搞？

    王石：應該說中美城市發展的比較思考我還沒有系統專門的思考，從微觀上針對企業發展，參考更多的是日本市場。亞洲與北美不能比，亞洲人口很多，東京、香港、新加坡、上海、北京、廣州都一樣，土地有限，非常密集。一般城市公共交通地鐵是必備的，但是往往地鐵是賠錢的，可香港不是，因為那里人口高度密集，所以它是賺錢的。

    馮侖：我們最近幾年一直在亞洲工作，想了很多城市病帶來的痛點，針對痛點應該解決什么問題，設想將城市變成新區，幫政府修新設施蓋住宅。另外，一個城市化的公共政策還要有公共服務，這樣的話才夠完善。

    我們希望能找到合理的模型，究竟一平方公里蓋多少？芝加哥一公里蓋1200平方米，最后我們找到日本、新加坡這種可以計算的規模模型。在城鎮化以后我們提出了幾個新的要求，在空間、產業、人口聚集上不能攤大餅。現在我們按照這個方式在做，不能說百分之百成功，反對的、質疑的人很多，但是最近幾年，大家慢慢接受了。

    這個過程中，我的一個經理人很痛苦，他以前沒做過房地產，我為了創新專門找一個不懂房地產的。所以做錯夢、說錯話、辦錯事、花錯錢，我不追究，他就在那兒折騰，折騰完了說這事我做不了。這就像你追一個女孩20年，每天說我愛你，突然一天你不說了，這女孩子自己毛了，我怎么了？怎么不說了？這三年以來，他說反對的人越來越少了。我們現在三個城市已經開工兩個，今年會增加到七個城市。

    所以我們在探討城鎮化另外的一種模式，除了攤大餅，看有沒有新方法。

    主持人：這個話題是大家這段時間非常關注的，因為影響到中國經濟未來的持續性和增長性，中國經濟走到這一步未來怎么發展？過去我們說大城市集約化、連片發展等等一系列，到今天我們似乎走到另外一個循環，多年過去我們好像又回到這樣一個步驟上。

    周其仁：現在的經濟學家扮演了預測者的角色，其實未來不確定不見得沒意思，不確定才有企業家精神發揮的余地。我們針對問題要找到解決辦法，我們的現有知識不足以支撐我們的下一個結論，但是要有這么一股勁，企業家精神就是創造的精神。我見過的企業家共同的特點是什么？就是不喜歡確定的東西。王石登山，那個雪看著挺平的，其實里面充滿了陷阱，這種精神是要學習的。

    主持人：對于未來我們抱著激情，不管未來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到來。正如剛才周先生、王石先生、馮侖先生跟我們所談的他們各自的學術經歷、人生經歷、企業發展經歷，我們都有一個底線，不管我們把它叫做倫理道德、企業規則、市場規則還是叫制度等等。把持住這樣一個基本底線，無論是做學術做研究還是做企業，還是做人，都會獲得穩定的持續的發展。

    本版整理/王進　　供圖/張青

    現場互動

    Q：請問周老師，您怎么看中國當前氣候的霧霾與中國人心中的霧霾，在經濟上如何具體助力？

    周其仁：這個問題很沉重，企業家精神在這個方面要著重，再大的問題總得有人解決。其實王石有一次登山的時候沒有雪，他回來說環境的壓力很大。這幾十年傾向經濟發展，這么多人需要開工就業，發展經濟跟環境保護之間能不能找到平衡。霧霾指數那么高，最重要的是怎么去行動。解決問題就要行動，這是企業家的責任。我那天看一個小漫畫，說站在房間里看不到你?，F在房間里還沒有這么嚴重。任何國家總有問題，你解決三個冒出來九個，今天我們有一批人傾向致力于解決社會這個階段面對的問題。

    Q：三位嘉賓的分享給我們年輕人帶來智慧，我的問題是房地產會不會給經濟帶來系統性風險？你們的公司或者所處行業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出現？未來中國房地產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有怎樣的支撐？

    王石：這要像一場報告了，話題太大了，三言兩語說不清楚，但是我相信中國目前的宏觀調控，這樣下去政府層面、經濟層面，都會向好的方向發展。一旦把這個理清了，市場自然就會扭轉。中國的房地產是從農村化向城市化擴展的，價格調整不能一概而論，一處下滑并不等于全國一律下滑。比如說整個資源集中于政治、文化、娛樂，現在調控就是反腐，這種反腐如果堅持得住，經濟就會向健康的方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