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文忠解讀《弟子規》媒體見面會現場
錢文忠：《弟子規》樣樣照辦不可能
百家講壇主講人錢文忠繼去年主講了蒙學教材《三字經》之后，前不久再次主講了蒙學教材《弟子規》，并創下了收視率新高。近日，《錢文忠解讀〈弟子規〉》媒體見面會舉行，該書由北京時代華語公司策劃，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就《弟子規》產生的時代背景與當代的差異，企業倡導員工學習《弟子規》的功利性利用等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錢文忠。
《弟子規》與現代社會沒有沖突
新京報：你講的《三字經》《弟子規》都屬于蒙學的范圍，它所對應的是古代專制制度之下的宗法社會和秩序安排，而我們現在正在走向法治社會，在這樣的背景下，蒙學與現代觀念是否存在著內在的緊張關系？
錢文忠：我覺得沒有沖突。法治社會的前提是公民社會，只有有公民的地方才能講法治。《弟子規》真正的妙和中國傳統的妙在哪里？就是因為它是往外推的。我孝敬父母，我推出去，我應該對我爺爺奶奶孝順。我對我的叔叔、伯伯也應該好一點。悌道，原來是對同胞兄弟的，但是要把它擴展到叔伯兄弟，同族兄弟。如果這樣推的話，孩子的愛心是可以擴展出去的。
新京報：但是，從《弟子規》的具體內容來說，有些說法不符合現代觀念。比如“物雖小，勿私藏；茍私藏，親心傷”，但現代社會承認人本身是自私的，對于孩子的這點“私心”，我們應當能夠理解。
錢文忠：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樣，我講的時候就照這么講的。比如，孩子私藏一個小日記本，在上面記點什么東西，你也去看？孩子發條小短信，你也去看？這就不適用了。有的情竇初開的孩子藏一個小女孩遞的紙條，那你就不要去管了。
新京報：就《弟子規》總體內容而言，一直是在強調弟子要守規矩，從性質來看，弟子只有責任和義務，沒有權利，這一點跟現代觀念來說還是有沖突。
錢文忠：《弟子規》里面也講過父母會有錯的，但是孩子要和顏悅色的指出，講弟子的權利確實很少。但是，我們要換一個角度，不能用凝固的觀點看。比如我們現在看《弟子規》里面講弟子只有責任沒有權利。但是你別忘了，要求他的父母也是受過《弟子規》的熏陶，一代一代就這么過來的。我守到18歲，我做爹了，我可以要求我兒子守。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出現了斷裂，有幾代人是不守這個規矩的，憑什么我現在要求你守規矩？這個鏈條斷了。“五四”運動以后遺留下來最麻煩的問題，就是要求孩子守規矩的理由不充足了。
新京報：如果學生、孩子從小特別守規矩，是否會束縛他們的創造力，影響他們的個性發育？
錢文忠：錢學森先生、錢鐘書先生從小就守規矩，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季羨林先生，張岱年先生等人都在。但是，這幾位老先生上課都不怎么樣。為什么？都是結巴。除了季先生。張岱年先生幾乎講不了課，馮先生是大結巴。我們現在好像覺得，老一輩風流倜儻。那是不開口風流倜儻，小時候背不出來書要挨打的。
我要說明的是，規矩不會影響創造力，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愛因斯坦在日爾曼的猶太人家里長大，怎么可能沒有規矩？恰恰是從小沒有規矩，長大以后有創造力的，恐怕比例倒還不一定大。問題是我們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長大都能有創造力，絕大部分人長大以后應該是社會的好公民，應該是子女的好父母，應該是父母的好子女，應該是部下的好領導，應該是領導的好部下，不可能人人都拿諾貝爾獎，如果大家都像錢鐘書這樣，這世界還了得！
《弟子規》的精神不是壓抑兒童
新京報：那你自己小時候是不是守很多規矩？
錢文忠：我覺得多點規矩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小時候跟我祖母長大，我祖母非常寵我，因為我父親是獨子，我又是長孫，我前面有一個哥哥，“文革”當中生病很小就夭折了。但是老太太從小對我講規矩的時候很嚴厲，包括寫毛筆字怎么握筆，看書怎么端書，她都要說你。我今天也不聰明，也經常犯錯，但是也不笨。我覺得規矩和人的創造力沒有什么關系。我們現在想一定要給孩子很多自由，讓學音樂的孩子要成為貝多芬。這些是好的，但是這些也跟規矩沒有關系。問題是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孩子最多是社會的一流人才，不大可能是天才。天才很大程度上跟培養不培養也沒有什么關系。如果是天才的話，你給他上不上規矩他都是天才。我們還是應該從一個比較主體的范圍來考慮這個問題。
新京報：很多人認為，《弟子規》不把孩子當人，讓他們太壓抑了，你認為如何？
錢文忠：第一是食古不化，沒有懂得《弟子規》的精神，讓孩子對《弟子規》樣樣照辦，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比如講禮節，你今天開車見到長輩，你還能停下來問一問嗎？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沒有人說你今天一切要按照《弟子規》不可更改的去做。
第二，對西方是似通非通。舉個簡單的道理，西方的規矩，我們今天沒有一個學校做得到。西方一些好學校的規矩，像現在牛津、劍橋吃飯的時候還有規矩，高一年級、矮一年級都不一樣。中國也不是我們所理解的中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對東西方確實理解上會有偏差。我們留學的時候規矩還是有的，上課打領帶。這幾年我們把美國等同于西方，美國跟英國差距大了。
中國過去的大家族體制有殘酷的一面，但是，過去的大家族也有守望相助的一面。比如我這一支不行，我弟弟要接著把我的孩子撫養長大，給他娶媳婦造房子。你怎么可能說大家族完全漆黑一片？很多人還沒有走出“五四”傳統這種很過分的批判。天底下每個家族都不一樣，每個人都不一樣，你只能具體去說。總歸是具體的事情具體而論。現在我們好多人思維方式還是有問題，我覺得胸襟不夠開闊，胸襟開闊好多問題是可以看明白的。
弘揚《弟子規》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新京報：現代企業的資方和勞方是契約關系，而不是倫理關系，剛才你也說到很多企業讓員工背《弟子規》。一些企業管理者特意混淆概念，以此要求員工無條件的服從，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錢文忠：我們現在思維方式有幾種觀念，一種是替代的觀念，我不大贊成。現代企業的契約精神毫無疑問是必須的，但是在這個上面加上一些《弟子規》可能會更好。你要講制度就不能講人情，但是沒有一個社會是離得開人情的。再嚴酷的制度，多一道人情面紗總沒有壞處。比如你辭退我，你總得說兩句讓我寬心點的話吧？這對你對我都沒有壞處。有人說這是虛偽，但我寧愿和偽君子打交道也不和真小人打交道。本來在今天弘揚《弟子規》《三字經》，本來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現在最大的沖突是什么？我讓我爹不高興可是不孝的，但是養不教又是父之過，這種沖突很厲害。
沒有一個社會離得開人情
新京報：傳統社會中，老師有經師和人師之說，老師招的學生也少，師生之間關系密切。現在的教育體制下，從小學到本科階段，學生要交各種費用，然后接受教育，也類似于契約關系，從這點說，《弟子規》也和現代教育制度不符，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錢文忠：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在中國傳統里教育是事業，在今天教育是產業。我特別反對教育產業這個說法，教育一產業化，學生和老師就成了契約關系。西方的教育是產業，但是西方的教育也有事業的部分。西方很多學費高昂的私立學校，每年還是提供了大量的獎學金，讓很窮的孩子讀書。我們的大學有獎學金才幾年？
現在很多學生對老師說，我是顧客，我付了昂貴的學費來購買教育。我們要知道，天底下有些東西是不能買賣的。我們現在過度市場化，過度商品化，變成沒有什么東西是不能買賣的。但是，有些東西就是不能買賣的，教育就是非賣品。我在講《弟子規》“市井氣，切戒之”的時候說，我最反感的就是研究生管導師叫老板，這就是“市井氣”。德文當中，博導叫“博士父親”。現在，中國這樣的問題很多，但是《弟子規》還是能夠讓大家知道，原來教育有這樣一種樣態。
新京報：你講《弟子規》和《三字經》都有現代的眼光，儒家的這些東西都是講倫理道德，那么，這種倫理道德跟現代的法治精神的界限怎么樣來劃分？
錢文忠：咱們的現狀，第一是法治不完美，第二連倫理道德也快沒了。假如有一天法治完備了，倫理道德就可以不要嗎？法治完備我們管不了，但是對孩子道德底線和倫理底線的建設，讓他知道這些倫理道德總沒有什么壞處。至于他做不做得到我也管不了。他做得到我也不能給他獎勵，他做不到也不能給他懲罰，但是我最起碼讓他知道什么是禮。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宗教情懷。在中國傳統中，孝基本上是準宗教。一個孩子再怎么樣，你總不能不孝敬你媽媽吧？十惡不赦中的“十惡”一直在變，但是“不孝”一直在里面。
一元化的社會，只會樹一個很高的標準或典型，一般人做不到。然后拿這個來要求你，把所有人的隱私、個性磨滅掉。現在中國說是多元化，但是心態還是單一性的。那些被宣傳的勞動模范，我相信他們都是好人，但是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去做到和他們一樣。
錢文忠 1966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蘇無錫。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著有《瓦釜集》、《季門立雪》、《玄奘西游記》、《錢文忠解讀<三字經>》等。(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