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仁龍
昨天，中華書局走過了百年征程，成為中國文化出版的典范，社會發展的縮影，學術界 “中華情結”的表征。
百年中華再出發，適逢文化強國戰略作為重大國策倡導實施之際，回顧、審視百年中華的發展史，對今日中國文化與出版有著深刻的啟迪與獨到的參考意義，簡而言之，可舉以下數端。
一、使命感與責任心。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逵，雖時在商務印書館擔當大任，但“默察時局，眷懷宗國，隱痛在心”，而其所愿者乃“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于是“爰集同志”、“從事編輯”，于民國初年破繭而出。自后中華書局一直秉承，未有編失，此不僅是中華百年之精神，亦民族文化之精神，所為即為促進國家、社會、時代進步之事。業少而事大，雖形而上之論，而迄今乃振聾發聵之言。陸費逵終其一生，踐行不息，其后繼者亦從未輕擲，固守百年，如此使命和責任，自然應和者眾，于是一飛沖天，雖百折而未墜，成就東方書業典范，陸費逵堪稱近代書業之魂！
二、奉獻與敬業精神。陸費逵更言：“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少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從產業和實業的角度而言，書業為少，于今猶然，是所謀者為事而輕擲者為利，于此抉擇，義、利之高下自別。文化與教育以精神倡導為基礎，中華創始人所立至高原則，并躬行實踐行，更非投機取巧，高談闊論所能至。檢視百年，中華兢兢業業之事、之人，不勝枚舉，有十年一劍之《辭海》，有數十年鑄就之標點本《二十四史》，有奮斗一生而未離未棄者，除英年早逝之陸費逵，緊隨其后的是一串串名字，今舉要者，舒新城、金兆梓、范源濂、金燦然、周振甫、趙守儼、李侃，他們的全部生命既奉獻給了中華，也創獲了一個又一個文化學術成就，當然，我相信他們的人生是快樂的，因為他們的奮斗與努力得到社會的認可，對學術文化教育產生了價值和影響，這也說明：于文化、于學術的獻身與堅守是值得的，是崇高的。中華文化之所以綿延五千年，正是有著無數的仁人志士堅守、奉獻而得以傳承、光大，這是中華文化命脈所系，學術得以光大全系乎此！
三、競爭與進取精神。中華創始者同仁多商務印書館出身，別樹一幟，與其爭霸，養成新的出版格局，最終奠定現代出版結構。前二十年，幾乎是在競爭中發展，這種競爭與同時發生在棋盤街上的其他市場競爭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是“競進”，創建開始即與商務印書館你爭我趕，你編《新字典》，我出《中華大字典》，你出《辭源》，我出《辭海》，你出《四部叢刊》，我編《四部備要》，你出六大名刊，我出中華系列雜志。中華雖或瞠乎其后，然志在趕超，終不輸伯仲，而從未作搭車、跟風而成自鄶以下之舉，也促進了同行的敬業與奮進，我們稱這為“競進”。更有新時期近十年來，以《百家講壇》為切入點，面向社會需求，引領風騷，將文化普及與弘揚學術文化提升至嶄新層次。在市場粗制濫造的今天，中華再次得以新生和發展，雖與當年商務欲比肩，其術有別，而其道則然。作為賦有市場經濟屬性的文化出版，在發展中離不開市場，中華以開拓、競進之法，寫就了現代出版史精彩篇章，也使其品牌持續熠熠發光，贏得了人們的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