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記得是哪位哲人說過這么一句話：“人物傳記是最靠不住的真實。”這是因為一般的傳記作者，在動筆之前就已對傳主的正反面形象有了定位。于是，圍繞著這個“好”人或者“壞”人，對其人生經歷的取舍便在潛意識中有了選擇。“好”人盡可能地挖掘其閃光的東西，那些見不得人的行徑絕對一字不提，不得不提起時也百般遮掩;“壞”人則專揀最丑惡的罪行大加暴露，把其一生中做過的壞事搜羅凈盡，而其做過的好事壓根兒不去寫。因此，我們所看到的偉人傳記，展現的全都是光環籠罩下神乎其神的高大形象;而陰謀家的傳記，則是從一生到世上就是個頭上長瘡腳底流膿的大壞蛋。有的連傳主的祖宗八代，也要被拉出來一起贊頌或者丑化。

　　任何一個人首先都是人，而決不會是鬼和神。盡管我還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但是卻不相信世界上還存在著神和鬼，神和鬼都是人制造出來的。被某些人稱之為真正的神和鬼誰都沒有看見過，人們所看到的都是半人半神或者半人半鬼，而人物傳記就是制造這種半人半神或半人半鬼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手段。

　　文學領域對于作家和詩人的評價，似乎也沒有跳出這樣的窠臼，甚至包括對古代文學家評價的《中國文學史》，都是按照這樣的路子編寫出來的。我在拙作長篇報告文學《千秋功罪》中，曾寫到有人撰文評論，把寫過一身正氣、嫉惡如仇、憂國憂民、淡泊名利好詩的時任中共渭南地委書記，與古代亦為詩人州官的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蘇軾等相提并論。可是這位領導卻在處理轟動一時的“雷北問題”時，屈服于頂頭上司的錯誤指示，惟上不惟實，沒有堅持原則。我對此氣憤填膺，寫道：“我沒有深入研究過白居易、蘇軾等州官詩人的實際行為，他們是否也如他一樣，作詩是作詩，做官是做官，互不搭界或實則相反?由此我不由得懷疑已成定論的中國文學史，是否存在以文蓋全，寫出了什么文就是什么人的天大缺陷呢?”《中國文學史》凡是寫到體恤勞動人民痛苦詩篇的官，都被肯定為是為民做主的好官。但是卻都是以作品認定其行為，有名篇名作說明確實是偉大的詩人和作家，卻沒有是好官的任何鐵證。

　　中國現代最偉大的作家魯迅已被塑造成了完人，正反兩方面都以其為棒子敲打過人。難道魯迅一生真就那么完美無缺，沒有一點兒瑕疵?周揚被魯迅痛罵為“四條漢子”，建國后卻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內文藝事業的最高領導者。撥亂反正后重新擔任全國作協領導的某些人，“文革”中受到過很大沖擊，但是在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也都曾作為打手制造過冤、假、錯案。我們十分尊敬的作家丁玲和詩人艾青，在延安時期為了自保，曾經用世界上最骯臟、最惡毒的語言詛咒和批判過最終平反昭雪了的王實味。曾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和書記處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何其芳，1955年在對胡風的政治運動中，措辭激烈，與胡風激烈交惡。與之相反，近日在網上看到汪精衛的詩詞，無論是正氣和才氣都堪稱一絕，其中年輕時刺殺清廷頭號人物攝政王載灃未遂入獄后所寫的絕命詩：“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臺。”可謂視死如歸沖天浩氣，比起任何前賢的名篇絕句都不遜色，但是卻不能因此而洗刷掉他大漢奸的臭名。

　　人生道路是復雜而多變的，我們不能單用一個好字或壞字一言以蔽之，也不能要求一個人一生中只干好事而不做錯事。對于作家和詩人的正確評價，亦當如此。賈平凹以人們難以想象的勤奮和視文學為生命的精神，在長達40多年里，筆耕不止，不斷創新，力求最好，寫出了14部長篇小說，出版了100多本中短篇小說和散文集，數量之多為古今中國文學史之罕見。于是，圍繞著賈平凹就有了許許多多難解之謎。賈平凹人還在，經歷的年代并不久遠，一切都能說得清辯得明，徹底揭開賈平凹之謎并不很難。可惜的是，目前有關賈平凹的紀實文學和自稱為研究賈平凹者，大都沿襲了中國傳統的定向思維，把賈平凹看做一個不同于常人的天才，探尋的是創造了神話的秘訣，得出的是是是而非的結論。孫見喜以眾多的著述在這方面走到了極致，卻沒有顯示出期待的效果。相反，把賈平凹描述成了亦神亦鬼就是不像個人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