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國務院通過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對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征收補償制度作了修改，修改內容為提高補償標準。學者于建嶸表示，此次修改應該不涉及農村集體土地交易主體等改革。有專家預測，修改后的征收補償標準至少會提高到現在的10倍。

　　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過程中，農村集體土地所有轉變為國家土地所有，一方面解決了不斷增加的建設用地的需求，但與此同時因征地過程中補償標準的過低，導致被征地農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屢屢發生惡性事件。在這樣的背景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將征收補償標準提高到現有標準的10倍，其目的是規避征地時的惡性事件，保障失地農民的權益。

　　然而，農村城鎮化的步伐一直未能停止，并且不斷深入進行。這也就意味著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陷入“三無”的境地：無業可就、無地可耕、無處可去。而目前，針對失地農民普遍實行的便是貨幣補償安置政策，同樣也是這一政策與失地農民預期不相符合衍生出了許多惡性事件。于是，提高土地的補償，是解決失地農民未來出路的一個途徑。但從長遠來講，隨著補償金的逐漸用完，失地農民面臨最大問題的就業和養老保障，勢必凸顯，給社會穩定留下隱患。

　　所以，與土地城鎮化同步的農民城鎮化問題，顯然不是靠單一的經濟補償模式來解決的。農業是國家的根，土地同樣是農民的根。集體土地的征收對于農民而言，根本影響在于失去了最為基本的生產資料，而非簡單的財產權益。所以，失地農民即便得到高于現行標準10倍的經濟補償，但以后的生產生活卻成了新的迷茫。

　　近些年，許多地方在對失地農民進行經濟補償的基礎上，開始各種就業培訓，希望讓他們轉型其他行業。但祖祖輩輩在土地上耕耘的農民，年齡大多趨于中年之后，他們尚沉浸在故土難離的情緒中，除了短期培訓的效果不理想外，培訓后就業局面也并不樂觀。也由此，我們看到在單一的經濟補償模式之外，探索具有長久性、多樣性、可持續性和社會保障性質的征收和補償途徑，并且以立法來規范，這應當是修改土地管理法的題中之意。

　　但法律與制度規范的大多都是技術性問題。造成失地農民出路難尋的根本，還在于城鎮化進程當中的理念偏差。城鎮化作為文明演進的一種自然趨勢，本質是讓原來生活在鄉村的人口，逐漸過上城鎮式的生活，能夠更為便利地享受到社會公共服務。為了在有限的財政范圍內有效地提供這種公共服務，所以才需要將人集中起來的城鎮。在這個過程中，建設用地的需求不斷擴大，自然也就產生了征地，產生了失地農民。

　　這是城市化推進和失地農民產生的基本邏輯。也就是說，城市化的推進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如果一些地方的社會財富還沒有提供城鎮化生活的能力，那也就不必著急強制推進；如果一個地方的社會財富增加到可以讓公共服務延伸到鄉村地區，那也可以讓生活在鄉村地區的居民就地過上城市化的生活。

　　換言之，在城市化進程中，是否需要征地、征地多少、征地產生的后果，必須根據當地社會財富的自然增長和社會發展來取決，而不是取決于地方政府“需要弄多少地去賣”；更為重要的是，城市化推進，并不一定是一個讓農民交出土地的過程。反之，讓農民用基本生產資料——土地來換取政府本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這是極為不合理的。

　　畢竟，建設用地需求不斷增大的城市化的過程，不應該是單純意義上的造城運動。也因此，失地農民的問題，除了提高土地補償、提供就業培訓等技術性手段外，更在于對城市化推進的理念進行糾偏。（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