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涉374套房產被追回，廣東“房爺”被舉報有192套房，山西“房媳”張彥家族在北京等地有十余處房產……個人住房普查是調節住房公平的一個重要手段。但在住房改革啟動幾十年來，住房普查并未有效推進。無論是此前的第六輪人口普查，還是正在開展的第三次經濟普查，均未有實質性的住房普查環節。專家稱，部分官員房產太多，是住房普查的一個阻力。（《中國經濟周刊》7月2日）
作為居民家庭財產中最核心的部分，經濟普查竟將住房普查排除在外，這有多荒謬！早有學者指出，過去多次樓市調控乃至經濟政策的進退失據，就是因為缺乏中國住房情況這份基礎數據。連樓市整體情況都搞不清楚——多少人不合理或不合法地擁有十套、百套房子，多少人在蝸居，多少人在望房興嘆，多少房子在空置，這些完全是一本糊涂賬，怎么能不“越調越漲”、“調一次漲幾年”呢？
不僅經濟普查不搞住房普查，住房信息聯網同樣障礙重重。去年，40個主要城市住房信息聯網后卻秘而不宣；現在，住建部的承諾大限已至，500城住房信息聯網又爽約了——7月1日是住建部年初承諾的實現500城住房信息系統聯網的截止日期，如今期限已過，官方卻沒有任何關于聯網成功的表態和介紹。正如部分官員房產太多是住房普查的一大阻力，住房信息聯網難以實施的原因，同樣是因為觸及了既得利益，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不配合。
住房信息不透明，意味著樓市調控只能“瞎調”，限購、限貸等政策根本無法真正落實。它傳遞給社會的信息可能是：連住房信息都不愿公開，既得利益更不會自己調控自己，房價很可能還會上漲——于是，房價沒理由不瘋狂，炒房沒理由不瘋狂，直到市場之手將泡沫擠破的那天。
要真正有效地進行樓市調控，就必須從完善住房信息開始，既要搞住房普查，更要進行信息聯網。這些工作，本身與反腐敗完全無關，只不過因為腐敗財產多以房產為主，于是房產信息也連帶著被“敏感化”了。
根據國務院1998年頒發的《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住房補貼的發放必須在城鎮居民家庭住房普查的基礎上進行。普通民眾固然早就享受不到政府的住房補貼了；政府機關則不然，住房保障支出一直都是各部委預算中占比很大的一塊，也是除公費醫療、機關養老金之外，最受詬病的“特權福利”。且不說在福利分房取消之后憑什么還要納稅人給公務員買房租房，住房普查都不進行，那住房補貼都發給誰了？發放依據是什么？每個部門動輒幾十億元的住房補貼，難道不是違規發放嗎？
涉及公眾利益再困難也雷厲風行，涉及官員利益再簡單也寸步難行，這不僅會嚴重影響政府形象，更會失去民眾信任。給住房信息“脫敏”，唯一需要的只是決心；如果連住房信息都因“房多多”而敏感，我們的中國夢又將何處安放？（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