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詩文誦讀工程，在學校掀起了讀經熱潮。社會各界或贊賞，或反對，褒貶不一。
中國現代的語言教育，一味地借鑒國外教育經驗而忽視中國文化的特質。在課程設置上，用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學習外語，卻把中國古典語言視如敝屣，只是作為現代語文教學的附屬。過去屬于孩童啟蒙的“小學”教育，讀書必備的“經學”常識，變得比外語還要艱澀難懂，令人生畏。一個外語四級的中國大學生，能流利地講說和閱讀外文典籍，卻連淺顯的文言都閱讀不了，“中國幾種重要叢書都末曾見過”(林語堂語)。中國大學生被外國人問起孔子在世界思想家的排名，一定會很自豪地說：“是第一！”當問：“你讀過他的《論語》嗎？”回答是“沒有，讀不下來。”我們又從何驕傲自豪呢？這是中國文化的幸事還是悲劇？
閱讀古代經典，反對者無外以“古代經典的封建糟粕”為借口。所謂的古代經典，多是先秦經典，大都產生于春秋戰國。這時是奴隸制崩潰而封建制尚未確立的時代，何來“封建糟粕”？所謂的“封建糟粕”，不過是封建文人因時所需，對古代經典的再發現和新認識。我們現在不必拾人牙慧，完全可以也對古代經典進行再發現和新認識。
現代西方有識之士早就指出：歐洲力量的來源，常是透過古代文明的再發現和新認識而達至，中國要想真正崛起，為世人矚目，也應如此，要對中國古代經典進行再發現和新認識。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也證明，文化的每一次進步和創新，都是以“復古”為名，借以對古代文明的新認識而達至。當代中國文化要充分發揮他賓的民族性和創造性，取得更大的輝煌和成就，就必需對古典文化進行再發現和新認識。
梁啟超在被稱為“中國近代史學理論寶典”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也說：“無論研究何種學問，都要有目的。什么是歷史的目的，簡單一句話，歷史的目的是在將過去的真實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這資鑒。”現代古典文化研究，背離了學術研究的目的。古代經典不是離民眾越來越近，而是離民眾越來越遠，沒有予以新意義和新價值，仍是照搬古代的經解，還堂而皇之地斥責古代經典有糟粕。所謂的“糟粕”，不過是不同時代的學者予以的新意義和新價值，用以服務當時的社會。現代社會，應該有新認識和再發現，予以的新意義和新價值。著名學者顧頡剛說：“不同時代對孔子思想的闡述都不一樣，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孔子。”
經典該不該讀，問題不是經典本身，而是對經典的注解。學生閱讀古代經典的關鍵，是要對古代經典再發現和新認識，以現代理念重新解經。教育部指定的中學生課外必讀書中，唯一的先秦經典是《論語》，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推薦本是徐志剛教授的《論語通譯》。我們不敢說此書有什么不對，但可以肯定地說，此書只是延續了封建文人為當時朝代服務的認識，而沒有用現代理念去再發現和新認識。讓中學生讀這樣的注解經典，自然是不讀為好。
我們完全可以再發現和新認識這本中國人心目中的圣書 ——《論語》。書中有一句話使人對孔子頗有微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歷來認為這表明孔子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是典型的大漢族主義。現在，各民族和睦共處，這種歧視性的傳統注解不利民族團結，只會助長大漢族主義。現在的讀來自然不合時宜。
且不說孔子作為周的臣民，是否會冒殺頭的危險把中原稱為“諸夏”，但也沒有必要沿用封建文人的注解。我們完全可以再發現和新認識，把這章斷句為：“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意思是說“夷狄都心中有君，不這樣（愛君尊君），是夏朝的滅亡原因”。夏被臣國商所滅，商被臣國周所滅，是同樣的以下犯上，但孔子作為周的臣民，不便指責周，故只言夏，也是講得通的。后儒的解釋，原因想必是因為歷朝歷代都是以下犯上取得天下，而不敢直解。
宋儒釋“中庸”為“不偏為之中，不易之謂庸”，已把中國人的性格塑造成沒有棱角的“謙謙君子”。我們完全可以把“中庸”重新釋為“中和之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庸”，就是適當地表現自己的情緒，審時度勢地采用相應的方法。勇于展示自己的才華，坦然地接受別人的贊美。面對羊，則如羊，面對狼，則如狼。
博大久遠的中國文化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和靈魂，許多積淀在我們血液中的道德理念已不合時宜。要打破這些精神的枷鎖，唯有從源頭上再發現和新認識。對古代經典的再發現和新認識，不僅僅是當代社會負責，也是我們這代人對古代文化的責任。“通經原以致用”（程樹德語），古代經典歷朝都有不同的解釋。既然宋儒能夠以佛理釋經，為理學服務，我們為何不可重新解經，為現代服務呢？“一個時代應有一個時代的孔子”，如果我們不能重新對古代經典再發現和新認識，予以的新意義和新價值，因其有“糟粕”而拒絕學生接收，也許百余年后，我國燦爛的古典文化，就象天書一樣，只能當作古董煊耀而不知所云，不知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