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那么難，誰不想捧鐵飯碗？”在上海某知名高校就讀的安徽籍研三學生李雷(化名)說。李雷此前已參加過中直機關的公務員招考(俗稱“國考”)，成績并不理想，他一直將省考作為真正的志愿，甚至在省考輔導資料的扉頁上寫下“志在必得”四個大字。
有統計顯示，被稱為最難就業年的2013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為699萬，2014年這一數字達到727萬。外加去年未找到工作的畢業生，預計2014年高校就業人數多達810萬。
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旱澇保收的公務員崗位仍然是很多畢業生心目中的“香餑餑”，但在各種關于公務員的紛紛擾擾的爭論中，很多考生的心態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農二代”為體面因公平 “富二代”圖穩定為人脈
雖然深圳一家民營企業開出了10萬元的年薪，26歲的江蘇某高校研究生小高“十動然拒”，最終選擇了報考家鄉安徽的公務員。
小高告訴記者，許多農村家庭的孩子畢業后都想成為“公家人”，因為在老家人的觀念里，這是一份極其體面的工作，一旦孩子考上了公務員，整個家庭在當地的地位都會提升。“另外，現在很多企業招聘并不解決戶口，社保、醫保、公積金等制度也不規范，到企業應聘，總感覺像打工，只有考上公務員，心里才踏實。”小高說。
此外，公務員考試相較于其他就業渠道而言更加公開透明，這也是“農二代”們最看中的一點。“好工作不多，競爭都很激烈，我們都是沒有關系背景的，只能憑自己本事，不如報考公務員。”一名參加北京公務員招考的山東籍考生告訴記者，像他這樣的“農二代”想拿到北京戶口，幾乎只能靠考公務員。
與“農二代”的“無路可退”相比，也有“富二代”為考公務員“不惜成本”。安徽中公教育的老師告訴記者，曾經有一名大四女生，父親是資產上億元的企業主，在公務員筆試通過之后，竟然報名參加了五六家知名培訓機構的面試班。“因為培訓機構的面試班名額是根據某個崗位的招考人數確定的，她報考的職位只招一個人，這樣一來她就把面試培訓名額都占了。”
浙江溫州公務員小胡告訴記者，她當時上的輔導班上有多名“富二代”，“女生居多，因為父母不希望女孩子經商，而是找個好人家嫁了。如果考上公務員，工作穩定社會地位高，在婚戀上比較有優勢。”小胡說。
有一名男生則表示，“家族企業生意早就做到了海外，但父母總感覺‘有錢不如有權’，希望兒子能考上公務員，工作幾年之后再接手家族生意。這樣一來，企業再和政府有關部門打交道時就有了‘人脈’。”
奔赴基層“啥時能回城？” 留在城市“啥時能買房？”
記者采訪了解到，多省公務員招錄的大部分崗位都在基層，如湖北省2014年公考縣(市、區)級機關招錄的崗位占比達六成以上。但這些崗位報考熱度不高，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崗位，出現了200余個崗位無人報考的情況。
“考生不愿意報考基層偏遠崗位，而是都想留在省城。”公考專家認為，這是造成報考職位冷熱不均的重要原因。
“留在城里”還是“奔赴基層”？這已經成為很多考生糾結的問題。武漢市考生小王稱，他也知道偏遠地區的崗位考上的幾率更高，卻不敢報名，“基層條件艱苦，機會少，一旦下去了，什么時候能調回城里就難說了。”
“除了薪酬較低之外，我更介意的是基層公務員晉升空間有限，如果沒有背景或好的機遇，一輩子也只能做一些重復的事務性工作。”安徽考生小吳在看了有媒體報道絕大部分公務員一輩子都停留在副科級以下崗位后，非常感慨。
另一方面，選擇報考省直、市直單位的畢業生也惴惴不安。“一個崗位幾百個人爭，考不上怎么辦？”湖北宜昌的大學生小俊說：“即使能考上，生活上的經濟壓力更大，新進公務員的工資待遇那么低，日子過得肯定很拮據，還不知道什么時候能買房？”
進入圍城：不比工資比福利 還有權力可憧憬
“科長工資3000元，不敢參加同學聚會”“公務員工資比教師低”“工作沒有成就感”“晉升全靠熬資歷”等公務員吐槽引發了社會高度關注，但大部分考生依然對公務員崗位充滿向往。
來自山東聊城大學的張同學說：“公務員各方面福利待遇、勞動保障都較好，工作穩定，沒必要非要去和白領、金領比工資。”他告訴記者，如果本次考試失利，他還會堅持再考一次。
而穩定的工作環境、較小的工作壓力、不錯的社會地位都讓女生傾向選擇“鐵飯碗”。安徽中公教育培訓的學生，女生占到三分之二左右。武漢大四學生小文說：“考上公務員，連找對象都容易些。”
而一些原本出身公務員家庭的考生也很大程度受家庭影響。“我當公務員更有優勢，從小就在這個環境下長大，熟悉公務員工作規則，加上父母原有的關系，這讓我走這條路會比其他職業更加順利。”考生小李坦言，他的父親是當地一名副處級官員，希望兒子能在仕途上走得更遠。
與應屆畢業生相比較，社會考生則更有“追求”。一家培訓機構老師告訴記者，來這里報名參加培訓的學生，其中好幾個人都是一些企事業單位的領導，“甚至有一名銀行副行長也來考公務員”。
“不管怎么樣，進入公務員隊伍，就等于進入了權力階梯，有機會可以晉升，掌握一定的權力，也意味著更好的社會地位。這一點，是其他工作無法比擬的。”一名企業副總告訴記者，他已經在社會上打拼了九年，但還是放棄年薪20多萬元的工作，參加了2014年公務員考試。 (記者廖君、鮑曉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