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國學，其實已經失了心平氣和，失了自身的使命感，而淪為表達對傳統教育不滿的符號與道具。
國學看似熱熱鬧鬧地走進了中小學，但日前一則消息卻引發了人們對中小學國學教育的反思：臺灣版國學教材《中華文化基礎教材》被內地一些中小學引進后，歷經一年推廣，如今響應者日漸寥寥。原本口碑不錯的教材為何遭遇如此境遇——是教材本身出了問題，還是國學“虛熱”？(9月22日《光明日報》)
國學的尷尬，就是“叫好不叫座”。客觀而言，這些年，從制度設計到頂層共識，國學在中國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呈現強化的趨勢。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表示，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今年3月，教育部印發《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要求學校分學段推進傳統文化教育。目前，國學課已經走進北京50余所中小學校，上海、天津、長沙等地的不少學校也相繼開設了國學課。
中國人為什么要學點國學？這個問題千人千面。19世紀末，面對西學和“歐化主義”的倒逼，日本學界從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識本國文化，發出了提倡“國粹”、“國學”的呼聲，自此，“國學”一詞于近現代流行開來。1902年秋，梁啟超曾與黃遵憲等人商議，在日本創辦《國學報》；1904年，鄧實在上海的《政藝通報》發表《國學保存論》，論述了保存“國學”的重要性。如果從實體機構來看，上個世紀初，章太炎先生創辦的“國學講習所”，可謂中國近代國學研究機構的開端。因此，以唯物史觀來看，國學被有識之士重拾起來，是應對“文化虛無主義”以及涵養國人性靈之所需。
古人云，腹有詩書氣自華。近年來，國學甚至已經從形而上的長期教育，走向形而下的短期培訓。譬如杭州靈隱寺云林書院國學班第二期預計將于10月11日開班授課，報名人數早已滿額。此外，城市里的培訓機構還專門推出將國學與企業管理結合的培訓課程，如《弟子規與企業文化建設》、《內經養生智慧與職場減壓》等。不管怎么說，國學市場的勃興，起碼說明一點：對于現代人而言，國學，絕不只是修身養性的一碗“雞湯”。
那么，為什么本該首先在學校中大熱的國學教育，卻有了“墻內開花墻外香”的意味？有人總結了幾點原因：譬如對國學概念難以厘清，課本如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譬如國學教育從形式到考核，基本“無法可依”。如果一切還是學校和授課老師說了算，那么，它落入音體美的命運窠臼，又有何為奇？譬如國學教育沒有穩定的師資力量，國學老師多是“打醬油的”，如何能教導學生知行合一？這些道理，固然很有腔調，但在基礎教育“考什么學什么”的語境下，僅僅指望社會自覺來彌合國學教育上的斷層，顯然有點過于天真。
有數據說，自2004年始，約有3000家私塾或學堂涌現全國，讀經聲在教育實驗的旗號下繞梁三日。此時的國學，其實已經失了心平氣和，失了自身的使命感，而淪為表達對傳統教育不滿的符號與道具。眼下，《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出臺，考招制度變革箭在弦上，國學要走出曲高和寡的境地，除了要搭上制度變革的順風車，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要正本清源，認準國學的價值與走向。不然，就算國學進了高考，從一種工具淪為另一種工具，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呢？(■鄧海建 作者系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