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為什么在泥河灣遺址始終沒有發現像北京人頭蓋骨那樣直接、有力的證據呢？
高星：沒有在泥河灣發現直立人階段的人類化石，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猿人化石，這是個遺憾，但我想這只是一個機會問題。
就像前面說的，早期人類是在不斷遷徙中的，也沒有掩埋尸體的習慣。要知道，泥河灣是曠野遺址，與發現北京猿人和山頂洞人的周口店的洞穴遺址不同，不利于人類化石的形成和埋藏、保存。人只有一副骨骼，死的時候尸體沒有被動物吃掉、沒有被水沖走，能及時被沙土掩埋起來，沒有發生風化降解，恰巧遇到合適的溫度、濕度和地質條件變成化石，又恰巧被合適的人發現，實在太難得了。
我們在泥河灣發現了很多動物化石，但大多是破碎的，因此我想即使有人類化石發現，也可能是不完整的。但另一方面，人的一生可以制作和留下很多物質產品，尤其是石器，可以在遺址中保存下來。因而，發現文化遺物的概率遠遠大于人類化石本身。即使發現不了人類化石，遺址仍然重要。考古學這門學科就是通過對這些物質文化遺存的發掘、采集、整理、分析、測試來研究過去人類技術演化、文化發展和行為模式的。
泥河灣遺址能否解決中國人的起源問題？
記者：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現代人類是20萬年前從非洲起源的，大概在10萬－6萬年間遷徙到世界各地。那么泥河灣遺址的發現，能不能推翻這種假說？
高星：我覺得泥河灣遺址目前的研究結果，還不足以解決中國人的起源問題，但它是人類起源演化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
人類的遠祖起源于非洲，這是學術界普遍認可的。因為迄今只在非洲大陸發現了700萬年前-200萬年前的南方古猿和能人化石，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歐亞大陸只發現了200萬年以來的人類化石。
“現代人類”又是一個新概念，這種假說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有人提出這樣一種觀點：大概20萬年前，非洲出現了“現代人類”，他們不斷向其他地區遷徙，“取代”了當地的古老型人類，成為現在人類的祖先。
但這只是一種假說，并非是得到證明的科學結論，學術界并沒有對此達成共識。我們的研究認為這種假說存在弊端，尤其是不符合中國乃至亞洲的情況。對此，中國科學院院士吳新智先生提出了另一種假說：東亞“現代人類”演化模式是“連續進化、附帶雜交”。也就是說，我們是在這塊土地上的主體人群是生生不息、延綿不絕的，連續進化的線條沒有中斷過。期間東來西往、南遷北移的群際遷徙發生過，但這一過程是交流和融合的過程并沒有發生本土人群在整體上被“入侵者”取代。中國乃至東亞出土的大量的在形態上具有連續性狀的人類化石和一脈相承的豐富的文化遺存支持這種學說。這也是中國古人類材料的獨特的價值所在。
泥河灣盆地有諸多的不同時代遺址，將各個時段遺址的文化內涵串聯起來，可以明顯看出古人類演化的連續性和文化與技術的承繼性，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某種技術及其代表的人群突然出現，取代了原來的文化體系。但這里還有一些薄弱環節，尤其是8萬－2萬年前的遺址稀少，提供的本土人群連續演化的證據還缺乏一錘定音的效力，這是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
古人類學：以更長的時間尺度審視現實的社會問題
記者：有不少人提出，我們現實生活中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知道遠古人類活動有意義嗎？您怎樣看待這一問題？
高星：現實問題，不僅涉及物質生活，還涉及精神的層面。在現代物質生活高度發達的社會里，人們已經意識到精神空虛和文化貧瘠所帶來的重大社會問題，社會對精神和文化需求會不斷增加。古人類學、考古學是復原人類自身歷史的最主要學科，對滿足人們對人類由來的好奇心和對歷史過程的求知欲，發揮著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