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瓜多爾外交部長帕提諾23日對外證實，美國“監控門”事件揭秘者斯諾登已向該國提交避難申請。
“棱鏡”計劃被斯諾登披露后會出現什么走勢以及斯諾登的最終命運如何，都涉及技術的發展如何影響人類文明的大問題，即人類設計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如何與技術互動，是前者控制后者并促進技術向良性發展，還是后者擺脫前者的控制而讓人類文明走向歧途——公權力通過技術無孔不入地監控公民的一舉一動，并維持其專橫甚至邪惡的統治。
早在1943年，劉易斯·芒福德出版《技術與文明》時，就把跨越長距離的瞬時通信歸納為新生代技術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它包括有線和無線通訊的電報、電話以及電影和錄音。芒福德當年憑直覺認為，新生代技術盡管有很多優點，但帶來的危害似乎要大于其優點。29年后的“水門事件”，以及后來東德用無線電和竊聽器等監控1/3國民的行為，再到今天的“棱鏡計劃”，都驗證了芒福德的預言。
盡管“水門事件”是一次技術對制度的僭越，但結局還是可控的，因為制度糾正了技術失控的錯誤。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以三項罪名投票通過了對尼克松的彈劾：（1）尼克松親自參與和指示其下屬對“水門事件”進行掩蓋，對法律的實施進行了有意的阻撓，違反了憲法賦予的職責；（2）尼克松濫用職權，以非法手段對公民進行調查打擊，侵犯公民權利，違反了就任總統時的誓詞；（3）尼克松無視國會要求交出磁帶和其他證據的命令，嚴重阻礙了彈劾工作程序。
如今，從“棱鏡”計劃被披露的情況來看，進一步發展的現代監控技術已經在威脅我們的文明，正在擺脫制度和法律的有效約束。
這種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隱性監控的行為，一般不會讓監控者有羞恥感和罪惡感，出于羞恥感和罪惡感站出來揭秘的，只有斯諾登和維基揭秘者阿桑奇等極少數人。因此，這種情況能避免出現史塔西（Stasi，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監控計劃所導致的惡劣后果——無數人發現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師和醫生都是國安部的告密者，都陷入深深的良心自責和倫理失落的打擊，甚至有一對暗中互相出賣的夫妻因此雙雙自殺。
此外，現代信息技術支撐的“棱鏡計劃”也更具效率。在史塔西最為厲害和有效的時期，如果算上線人，平均每66名東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為秘密警察工作，遠高于蓋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的比例，也即每3個東德人中就有一人曾處于監控之下。但是，“棱鏡計劃”只需要為數并不太多的人，操控各大網絡巨頭與各大手機服務和運營商，就可以輕松監控每一位公民。這讓監控1/3國民的東德相形見絀。
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的監控也更為隱秘，而且信息技術越先進，公民的隱私就越危險，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監控中而不知情，于是人們會把這種非法監控當作生活的常態。“棱鏡計劃”被曝光后，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和《華盛頓郵報》的民意調查顯示，有56%的美國公眾支持NSA（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電話記錄行為，而41%的人不支持；62%的人認為愿意放棄隱私而讓政府去抓恐怖分子，而34%的民眾認為隱私不可侵犯。
這起監控事件曝光后，奧巴馬曾向民眾保證絕對不會濫用監控職權，必會“依循法律規定”行事，若向法院申請授權而未能提供理據，NSA稱不得監聽美國公民的通話。但斯諾登曝光的相關密件顯示，FISC（美國境外情報監督法院）曾批準，NSA可在涉及恐怖主義或犯罪威脅等特定條件下，毋須特別授權，使用及保留“意外”搜集獲得的美國公民在本土的通訊資料。而FISC的監管制度形同虛設，因此，NSA可以自行決定包括美國公民在內的監控對象，毋須聽從法院或上級機構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