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張安房一家人大部分時間仍像過去的6年中一樣,每天聽著機器轟鳴聲度日,而與拆遷者之間的僵持局面仍沒有任何改變。
在這場拆遷拉鋸戰中,不管是釘子戶的無助,還是開發商的無奈,都是一個城市難以隱忍的傷痛。
在采訪中,有當地群眾對記者說:“我們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其中的是是非非,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政府是管理者,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管理者沒有盡責。”
據了解,早在2002年,強拆現象就已很嚴重,并引起民眾的強烈反應。
2004年,我國修改憲法時加強對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保護性規定,2007年國家出臺物權法,當年的重慶“最牛釘子戶”吳萍成為一個標志性事件。
2009年歲末,一部取代《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新法醞釀出臺。
盡管一直以來,伴隨“拆遷”一詞同時出現的,不是“暴力”就是“強制”,但在記者采訪張安房拆遷事件的過程中,有關部門實行的人性化拆遷,確實讓人欣慰。
查閱相關資料不難發現,近來各地被封為“最牛釘子戶”者,和張安房都有著一個共性,有著長時間的“堅守”史──北京“最牛釘子戶”在公路上駐扎7年,使得原本8條車道只剩下了2條；四川自貢“釘子戶”封堵國企大門3年,省道被迫改線……
縱觀這一系列“釘子戶”事件,相關部門的退卻幕后讓人疑惑。
“由于拆遷問題會出現不確定性,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好比‘燙手山芋’,自己要拆沒有辦法,如果有開發商接過了‘燙手山芋’,地方政府往往會以市場行為為由躲得遠遠的,拖不起的‘釘子戶’會就范,拖住了就成了‘最牛釘子戶’。”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胡從發說。
胡從發認為,所謂的“最牛釘子戶”在各地的不斷出現,折射的是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如果業主不同意拆遷,相關部門決不能強拆,更不能暴力拆遷。當然,并不是業主不同意,職能部門就束手無策、放任不管,作為城市的管理者、矛盾糾紛調處的責任者,即便是市場行為,政府也都有引導、處理的職責。
也有法律專家指出,不管是為開發商利益搞暴力拆遷,還是因為無利可圖,任由“釘子戶”巍然橫亙“孤島”,這些亂作為、不作為的背后,是對公共利益的漠視,是自身職責的迷失。保障民生福祉最大化,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是現代政府的行政旨歸。
“安徽‘最牛釘子戶’的橫空出世,與政府機關是否擔當起‘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責任有關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說,因為政府的權力是為民眾所讓渡的,權力的宗旨就是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
“我要討個說法,就是拼到死,我也要享受我自己該有的權利。”現在的張安房仍然守在他的“孤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