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以下數據，人們會相當興奮。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是1978年的94倍，而2009年稅收收入是1978年的115倍。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政府越來越富了，人們得到的公共服務會越來越好的。人們事實上并沒有感受到公共服務的明顯改善，公共財政在教育和醫療方面投入遠遠不足，相對數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國家。
這些稅收都到哪里去了？一方面，大量的稅收和土地出讓金用于政府的各種工程(甚至是形象工程)。另一方面，稅收在征收過程中已被稅吏消耗一大部分，因此，稅收增長的結果就是一個日益增長的稅務利維坦(英文Leviathan,西方傳說中的怪獸，比喻需要約束的權力怪獸)。稅務利維坦可以讓財政資金在進入國庫前大大縮水。
稅收成本節節高
2008年8月，國家審計署署長劉家義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上作了一次審計工作報告。此報告的第七部分提及征稅成本審計調查情況。審計署確認了稅務部門征收成本率在2002年后出現下降的態勢，不過，征稅管理仍存在較大問題。
第一，人頭經費偏高。2006年，18個省(市)稅務部門人員平均支出為5.83萬元(當年全國機關工作人員平均收入為2.3萬元)，而抽查到的236個稅務局人員人均支出高達9.06萬元。第二，辦公用房面積大幅超標。審計署報告提到，抽查到的部分稅務局，超標面積占58%，也就是一半以上的稅務局建超標辦公樓。第三，小汽車購置有大量的違規行為。審計署抽查已實施或參照實施車輛編制管理的162個稅務局中，有90個稅務局超編制購置小汽車。第四，各種招待費、會議費、培訓費和出國費用嚴重超標。抽查到236個稅務局2006年此類支出高達10.55億元，每個局平均支出400余萬元。
按照稅務機關的數據，1994年分稅制改革前，征稅成本占稅收收入大約是3.12%，而1996年比重是4.73%；之后有估計認為，征稅成本現在大約是5%至8%。其中東部地區成本最低，而中西部較高。而美國的征稅成本大約為0.58%，新加坡為0.95%，澳大利亞為1.07%，日本為1.13%，英國為1.76%。
從更細致的數據來看，我國的征稅成本可能遠遠高于5%至8%。比如基于對兩個地級市的分析，廣東商學院于海峰教授調研認為，一地級市的國家稅務局的稅收成本是8.87%，如果加上基建成本，稅收經費占稅收收入的比重是13.14%。而另一個地級市地方稅務局征收經費達19.29%。一些研究人員在更低的層級(區縣級)的調研發現，稅收成本占到稅收收入的26%，一些地區征稅成本更達到50%。這恰恰證明了利維坦的可怕。
《福布斯》的調查認為，中國稅負痛苦指數是全球第二位。我國知名的財稅專家李煒光教授認為可以參照世界銀行對不同國家宏觀稅負的統計來衡量中國的情況。比如人均GDP低于785美元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一般為13.07%；人均GDP為786至3125美元中下等收入國家，宏觀稅負平均值為18.59%。而中國2005年的宏觀稅負達到19.39%(社會繳費有計入)。要注意的是，中國是剛剛邁入中下收入國家行列，因此，這樣的稅收負擔偏重。
分稅改革與高成本
早在17世紀，英國學者威廉·配第就提出稅收的三條原則，分別為公平、簡便、節省。節省就是指稅吏不能養太多，征稅成本不能太高。而后來的亞當·斯密也提出節約原則。他認為，稅吏和征稅機關太多太雜，人民的處境就會很差。為了保證人民辛勤勞作的積極性，稅收應該盡量節儉。在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中，當今歐美重要的財政學教科書上，降低征稅成本被認為是理所當然，更多的篇幅轉而放到了公共服務和政府間關系等方面。這種變化一方面說明了在發達國家中，稅務利維坦幾乎不存在。一屆政府如果讓稅吏增長過快，肯定會受到選民的報復。另一方面對個別稅項的討論(如個人所得稅)往往是選舉政治中的熱點。
而征稅成本這種淺層次的議題卻在發展中國家成為重大問題。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建設有一個共同規律，在沒有很好的公共行政制度之前，政府往往會擴張自我。這種自我擴張并不是體現在民生工程上，往往體現在增人增事上，部分的增人增事就涉及腐敗問題。具體到稅收事項上，增加稅吏的嚴重后果就是形成一個利益團體。此團體在自我擴張的同時形成一個自我保護機制。筆者在關于地方財政的調研中，發現稅收部門可以跟當地的行政長官討價還價。許多地區還專門為稅收部門制定了返還和激勵的辦法。即使在人事編制這一管得越來越嚴的領域，稅收部門也能突破規定享受超部門待遇。
更具體地說來，征稅成本有客觀、無法避免的因素，也有可改進的主觀、制度性因素。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征稅的平均成本較低。這主要是規模效應使然。這也不難理解中國東部征稅成本更低一些。此外，經濟結構復雜，稅收成本也上升。稅源比較集中，征管成本也會降低。以廣東省為例，稅源相對集中的珠三角地區，全省1/3的稅收干部收集了近八成的全省稅收。
僅僅是客觀因素起作用，那么我國當前的征稅成本應該比10年前大幅下降，實際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因此這就涉及主觀和制度設計的問題。
我國建國以來財政史上最重要的一筆就是1994年分稅改革，改革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央和地方分設稅務機構。按地稅局人員的說法，地稅機關人員被“掃地出門”。因此從省地稅局再到鄉鎮的稅務所，都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興建起來的。在國稅和地稅分設的數個年頭間，稅務基建費用大增。更重要的是，之后稅務機關似乎形成了對基建的某種偏好。從辦公樓，再到培訓中心，再到計算機中心，再到宿舍樓，有的僅擁有百余人的稅務局坐擁二三十層的豪華辦公樓。因此中央審計報告指出，抽查的稅務機關過半超標建房。有的地方地稅和國稅之間還形成了攀比問題，地稅蓋起了豪華大樓，國稅也在原有的辦公樓基礎上加建或重新裝修。
中國稅務學會主辦的《稅務研究》有篇文章就尖銳批評，征稅成本用于基建(住房和辦公樓等)和招待、會議的費用比例過高，而用于提高征稅效率的高科技手段卻投入過少。除此之外，根據筆者的調研，在工資待遇方面，基層稅務機關也獲得較其他公務員更高的待遇。在2007年中央政府要求公務員“同城同待遇”的背景下，不同部門公務員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為了保證稅收收入不下降，許多基層單位都給稅務部門進行靈活安排。雖然稅務部門的年終獎不再像以前那么豐厚，不過，稅務機關的待遇仍然要好于一般公務人員。因此不難理解那么多人爭相報考稅務機關。
稅務機關設置也不合理。我國一直重視條條塊塊的管理模式。幾乎所有的機關都是按照行政區劃進行設置，因此有幾級政府就有幾級的稅務機關。國際經驗顯示，根據不同的經濟規模和稅源，稅務機構的設置本應該可以更加靈活。許多發達國家的稅務機關的設置是按業務需要來處理的，比如法國設置了10個征收中心。而中國的情況卻是千篇一律，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稅務機構成了養人的地方，因此有些地區征稅成本會高達兩成多以上。
稅收體制過于復雜
除了宏觀層面的問題，稅收制度本身也有不合理之處。許多稅種的開征、論證都不足。在開始實施之后，稅務機關要發布大量的實施細則和補充規定來加以修正。此舉不僅增加納稅人的成本，也給稅務人員的工作帶來挑戰。事實上，即使是相當成熟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等計算方式也相當繁雜。
稅務服務代理應運而生并不斷擴張。國家稅務總局曾出臺稅務機關和其下屬的稅務代理機構進行脫鉤管理的規定。規定的措詞相當嚴厲：“除特殊規定外，稅務代理機構不得進入辦稅服務廳辦公，凡在辦稅服務廳辦公或者辦理稅務代理事項的稅務師事務所，必須限期搬出或撤離。不得將稅務機關掛牌辦公的場所出租給稅務師事務所，對稅務機關辦公場所以外的閑置房產，可按當地物價部門核定的租金出租給稅務師事務所。”
但稅務服務代理費有其存在的合理理由。社會分工越細密，稅務是可以由專人來代為處理。與此同時，稅務服務代理也間接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納稅成本。有報道稱，一個人口只有30余萬的縣城，工商稅收不足5000萬元，而稅務代理的服務費高達百萬元。有不少稅務代理本身就是稅務機關工作人員的親屬和朋友，因此稅務代理暗地助推稅務利維坦。另外，有的稅務代理還常常以各種名義給稅務機關提供經濟支持，改善稅務機關工作人員的待遇。
信息化是解決之道嗎？
許多人認為，只要稅務信息化程度提高，征稅成本自然就會下降。中國的現實情況卻更復雜一些。
在稅務系統信息化中，金稅工程貢獻巨大。現實中，金稅工程可起到一石多鳥的作用。一方面金稅工程可以降低企業和個人逃稅問題；另一方面干部的腐敗行為可以得到遏制。時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曾表示，信息化對稅收連年上漲很有作用。
現在金稅工程主要在三個方面起作用：一是增值稅管理信息系統，增值稅是中央稅收的重要來源，因此增值稅管理在1994年分稅制后日益凸顯。增值稅防偽稅控開票子系統現在已基本覆蓋全國。二是綜合征管信息系統，這套系統主要用于日常稅收征管事務的處理，可以實現征管數據往省級集中。三是出口退稅管理信息系統，這套系統可以接連稅務機關、海關、外匯管理、外貿管理等機關，因此可以減少騙取出口退稅的問題。
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稅收電子化之前征稅成本很高，在征稅信息化之后，征稅成本大幅下降。很滑稽的是，中國的電子化卻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一方面，稅務機關仍然有較多的工作人員，只要解決用人問題是重要的部門利益，電子化的作用就會受到抑制。另一方面，電子化需要與稅務人員專業化相配套。在許多基層稅務機關，人力資源短缺不可忽視。即使有信息化系統，稅務人員仍然依靠傳統的執法方式處理稅收和違規事項。因此，設備投入是遠遠不夠的。
解決之道
雖然有些證據表明，近年來，各地稅務機關在提高征稅效率方面有所突破。但分稅制帶來的稅收人員和機構規模的擴張仍給我國的財政管理帶來嚴峻挑戰。因此要解決征稅成本過高的根本之道就在于重新檢視當前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事實上，如果稅收信息化足夠發達，收稅機關是掛國字頭還是地字頭區別并不太大，而一套稅收人馬無疑會大大降低征稅成本。
稅收制度繁雜也給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帶來負面效應，而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稅收制度繁雜帶來的負面效應將更大。在適當的時候一些稅種完全可以取消。比如北京自行車車船使用稅，征收成本達到此項稅收收入的三成多，因此北京市最終取消這項稅收。成本過高的征稅并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助長稅務利維坦。此問題需要政府高度重視。(本文來源：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