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的一項調查發現，官員瀆職案件緩刑占適用總人數九成之多。
有評論說，誰表演得好，誰的眼淚流得多，誰的悔過書寫得長，或者說誰更虛偽，可能就更容易獲得緩刑。
徐玉發律師長期關注官員職務犯罪緩刑率過高問題。
他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對于那些沒有視政治生命為最高價值的官員來說，緩刑的影響不大。“大不了換個地方，還可以利用優勢做生意，做老總”。
何家弘認為，本來能夠查清的瀆職犯罪并起訴到法院的就不多，結果大多數還判了緩刑，刑罰的威懾力被大打折扣。
何家弘說：瀆職犯罪的危害是非常嚴重的，其造成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比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的后果更為嚴重。
“限制緩刑的適用，很有必要。”何家弘說。
最高法此次出臺的《意見》中，規定7種情形必須重罰，有4條是針對國家工作人員，其中一條規定，“生產安全事故發生后，負有報告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不報或者謊報事故情況，要重罰。”
《意見》漏洞有待彌補
專家發現《意見》禁用緩刑時使用“原則上”這個模糊性詞語，擔心給地方留下規避空間
何家弘在肯定《意見》出臺“很有必要”的同時，對《意見》對地方法院的執行力心存疑問。他認為，瀆職犯罪查處不力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領導對瀆職犯罪的危害性認識不足，有人保護，有人說情。“當地政府的領導不支持，嚴懲瀆職犯罪就很難實現”。
何家弘還注意到《意見》中有一些模糊性的表述。
《意見》在規定14種情形不適用緩刑時的表述是，“具有下列情節的被告人，原則上不適用緩刑”。
何家弘說，這“原則上”難免給地方司法機關留下規避空間。一些地方可能在權勢影響下強調自己案件的特殊性，不屬于“原則上”的范疇。
何家弘認為，最高法還應加強“案例指導制度”的功能，運用具體判例來明確規則，盡量壓縮地方法院在執行《意見》時的自由裁量空間。
最高法在去年發過第一批指導性案例，此類案例對地方法院的指導性很強。
而此次隨同《意見》發布的3個案例，并未被列入指導性案例。
最高法介紹稱，發布這3個案例，是為充分發揮重大、典型案件的教育警示作用。
王榮利對此項《意見》的出臺，抱著審慎樂觀的態度。
他說，這個意見可以有效遏制對有關人員犯罪量刑過輕的傾向，有利于進一步促進企業負責人加強安全生產管理，減少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
“但這只是司法部門的一種意愿，”王榮利說，要真正減少安全生產事故，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司法部門一家就可以做到的。
《意見》中有一些模糊性的表述，在規定14種情形不適用緩刑時的表述是，“具有下列情節的被告人，原則上不適用緩刑”。這里的“原則上”難免會給地方司法機關留下規避空間。一些地方可能在權勢影響下強調自己案件的特殊性，不屬于“原則上”的范疇。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家弘
14種情形不適用緩刑
最高法出臺《意見》，具有以下情形的，從重處罰：
1.國家工作人員違反規定投資入股生產經營企業，構成危害生產安全犯罪的
2.貪污賄賂行為與事故發生存在關聯性的
3.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與事故存在直接因果關系的
4.以行賄方式逃避安全生產監督管理，或者非法、違法生產、作業的
5.生產安全事故發生后，負有報告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不報或者謊報事故情況，貽誤事故搶救，尚未構成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