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以來，我國經濟延續回升向好態勢，為實現全年發展目標打下堅實基礎。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我國呈現諸多結構性亮點，“結構轉型效應”成為支撐經濟穩中有進的重要力量。產業、消費、投資、外貿等若干維度的結構轉型升級，不僅是短期內經濟運行回暖的具體表現，也是帶動經濟中長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過程。
結構轉型升級成為經濟運行突出特征
從供給端看，產業結構持續轉型升級，新動能新賽道加速成長。第一，高技術制造業帶動工業生產整體加快。2024年一季度，我國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7.5%。在高技術制造業的帶動下，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1%。特別是新能源汽車、高端船舶、充電樁、3D打印設備、電子元件產品等重點行業生產表現突出，新質生產力加速積聚，對工業經濟的帶動效應凸顯。第二，服務業活躍度進一步上升。一方面，春節和清明假期旅游市場旺盛，主要指標達到甚至超過2020年以前水平。假日經濟是社會發展水平和成熟度提升的標志之一，近年來成為我國越來越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現代物流以及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為支撐的新興服務業高速增長，在創造經濟增加值的同時，還能夠降低其他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提升經濟整體運行效率。
從需求端看，消費市場擴容提質，高技術產業投資強勁，出口結構逐步改善。一是消費市場擴容提質。2024年一季度，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4.7%，服務零售額同比增長10.0%。其中，發展型、升級型消費增長較快，限額以上單位體育娛樂用品類、通信器材類商品零售額增速分別達14.2%、13.2%。消費形態繼續朝著數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演進。同時，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11.6%，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23.3%。二是高技術產業投資強勁。三大類投資呈現“兩高對沖一負”格局。2024年一季度，制造業投資最為亮眼，增速達9.9%，基礎設施投資增長6.5%，兩者疊加有效對沖了房地產投資下滑造成的缺口。扣除房地產開發投資之后，民間投資增速達7.7%。高技術制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分別增長10.8%和12.7%。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電子商務服務業、信息服務業等領域投資持續保持高速增長。三是出口結構逐步改善。2024年一季度，我國在出口規模再度擴大的同時，出口產品結構升級，出口目的地更加多元化。以汽車出口為例，在地域上呈現“多點開花”態勢，不僅受到印度、泰國、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歡迎，還逐步在英國、法國、比利時、澳大利亞等國市場打開局面。在車型品類上更加豐富，既有低價實惠、主打性價比的低端車型，也有在性能和品質上高舉高打、設計前衛、定位高端的中高端車型。
結構轉型效應促進經濟邁上新臺階
經濟發展過程，本質上是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不斷轉型升級的過程。從歷史邏輯看，一國的經濟發展往往是非線性的，經濟邁上新臺階必須通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來實現。18世紀中后期，英國率先開啟了工業革命，推動了向工業經濟的轉型升級，進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初，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占領先機，較早地實現了電氣化轉型和現代企業組織模式創新，實現了生產效率的極大提高，成為占據世界領先地位的國家。20世紀中后期的信息技術革命再度強化了美國的優勢地位。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離不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許多工業化進程緩慢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則由于經濟結構轉型失敗，經濟陷入長期停滯。
從現實邏輯看，中國面臨后有追趕、前有圍堵的嚴峻外部競爭環境，必須通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來實現突圍。據世界銀行的最新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水平在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排第71位。一方面，相比越南、印度、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我國經濟發展長期依賴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已明顯減弱，只有使勞動生產率增速高于工資上漲速度，才能減緩紡織、服裝、家具、電子產品組裝等中低端制造業的外遷趨勢。另一方面，與排名靠前的高收入國家相比，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仍有較大差距。近年來，美國持續加大科技封鎖力度，企圖遏制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將我國產業結構“規鎖”在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只有在產業、消費、投資、出口等多個方面加快轉型升級，才能有效應對嚴峻的外部環境挑戰，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多方因素共促結構轉型效應發揮
展望未來，“結構轉型效應”將繼續支撐我國經濟向好發展，進而經過一段時期的積累后達到量變引起質變的效果，帶動中國經濟邁上更高水平的臺階。
第一，產業配套體系的基礎支撐。完備的產業配套體系，為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了堅實、有效的基礎支撐，不僅有利于細化專業分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還有利于加強產業鏈供應鏈協同，加快科創成果從“實驗室”走向“應用場”。這一點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尤為突出。正是由于我國在傳統燃油車領域形成了包括車身、底盤、發動機及各類零部件在內的產業配套體系，加之后來興起的電池、電控、電驅系統以及電子產品和軟件供應體系，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在短短幾年之內快速發展壯大，實現了汽車產業的“換道超車”。目前，我國不僅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車生產國和消費國，而且在新能源汽車出口的帶動下，2023年我國汽車出口總量已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一。
第二，自主創新能力的重大突破。科技創新是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根本動力。近年來，我國持續加大研發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多年保持高速增長。從科技創新成果的產業化應用來看，近年來，我國在5G通信、芯片、民用航天等領域不斷取得重大突破。5G技術朝著定制化、輕量化方向演進，使得應用場景更加豐富，帶動工業互聯網推廣擴面。芯片研發和制造成為熱門賽道，華為麒麟9000S處理器性能大幅提升，增強了我國應對外部科技遏壓的底氣。國產大型客機C919加速商業化部署，國產大型郵輪制造技術趨于成熟，民間商業航天市場破土成長。這些自主創新能力的重大突破，為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不斷注入新動力。
第三，超大規模市場的需求牽引。經濟發展既要靠技術創新驅動，也離不開需求牽引。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有效市場需求也是一種“生產力”。規模經濟特征越典型的領域，需求牽引的重要性就越凸顯。我國擁有14億多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1.2萬美元，由此形成超大規模市場的需求優勢，正在對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應用形成強大牽引力。近年來，我國在電子產品制造、數字經濟、清潔能源、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快速發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此。從全球市場來看，擁有超80億人口的全球經濟是一個更大規模市場。這也提醒我們，要高度重視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參與全球市場分工協作。只有統籌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贏得主動。
第四，商業組織模式的快速迭代。企業是現代經濟中最富活力的主體，商業組織模式的更新換代是驅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已有大量文獻研究表明，中國企業在捕捉用戶需求、適應市場變化、應對外部沖擊等方面具有更強的敏捷性、靈活性和韌性，中國商業組織模式的迭代速度明顯快于美國、日本以及歐洲國家。這既得益于產業基礎雄厚和配套體系完備等優勢，也是中國人民和中國企業家的勤勞、智慧、敢為人先精神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具體體現。當前，商業組織模式快速迭代的優勢，已在互聯網平臺、物流配送、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得到驗證，未來這一優勢仍將是驅動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活力所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