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暉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指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
古希臘著名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指出，“法治”一詞的基本含義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應該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由此，法分良法和惡法，只有良法之治才能稱得上法治，惡法之治只能成為專制。良法之治必須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的理念，應當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大定律”：人是社會的中心；滿足個人利益是治理社會的基礎；政府宗旨是保護人民去創造財富的自由。制定出來的法律應當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不應該背離人類理性，不應該背離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更不應背離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集中意志。
只有滿足以上條件的法治才能稱之為良法之治，只有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的良法，人民才會遵守和信仰。我們必須制定一整套反映人本位及其發展規律的法律制度體系，堅決、及時地廢除惡法。《決定》指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由此，法治實現的前提是人民對良法的信仰，而法治的精神也在于民眾對良法的信仰，只有良法才能產生一種宗教般虔誠而真摯的對法的信仰。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社會公正就會受到普遍質疑，社會和諧穩定就難以保障。如果人們對法律失去信心和認同感，就不會自覺地尋求法律的保護，也就談不上對法律的尊重和信仰。美國法學家伯爾曼曾講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法律被人們普遍遵守的基礎必須是代表民意、反映民心，而得民心的法律必須統治社會，決不能讓人治橫行。世界上最早的大學設置的三大專業均是以人為核心的：一是醫學，解決的是人身體出現的問題；二是神學，解決的是人精神上的問題；三是法學，解決的是對人的保護和行為的規制問題。
法治精神實質上就是良法善治之精神，它的基本標志有五個：法律必須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意愿，必須建立在立法為民的基礎上；必須確立憲法和法律至上的國家結構；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文化；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民權和實現正義；政府的權力應當受到制約。筆者認為，良法善治對社會利益的劃分和調整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是社會利益分配與調整的制度基礎。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實現這個總目標，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決定》指出，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筆者建議，我國的立法應當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立法全過程，引入道德評估機制。立法者對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應該有一個完整的了解和評估，要以絕大多數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為立法的依據，過高和過低估計社會道德水平的法律是行不通的，甚至是有害的。應當指出，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對立法過高的道德要求是暴政，過低的要求是縱惡。所以，將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為立法依據的核心在于，所立的法律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否自愿去遵守。應當承認，法律的指引可減少沖突發生。然而，利益的差別常常又會引起利益的沖突，從而產生社會矛盾。所以，只有良法善治方能有效處置和消除矛盾糾紛。其實，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不是沒有矛盾的秩序，而是一個有著良好的矛盾解決機制的秩序；法律的重要使命就是發揮各種機制的作用，去化解矛盾，實現社會和諧。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治理體制。要通過立法來整合資源，更新理念，創新治理方式，形成新的社會治理格局。
《決定》要求，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要想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使社會各階層成員的訴求得以反映，權益得以保障，行為得以規范，形成良好的社會治理狀態，必須有完備的良法善治的體制。良法善治的完備需有良好的社會運行機制，這種運行機制包括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公平的利益協調機制，安全的社會保障機制，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健全的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透明的社會預警機制，有效的矛盾疏導機制。唯有在良法善治的法治環境下，社會運行機制才會對社會的和諧穩定起到最恒久而有效的保障作用。(王春暉 作者為南京郵電大學信息產業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