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4日，以“野狗”自居的自由藝術家方力鈞被聘為國家畫院當代藝術研究中心主任一職。本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因為方力鈞在國內當代藝術中的知名度及國家畫院的顯然不低調的宣傳而引起很大關注。
從大學畢業就做自由藝術家，而未進入官方美術體制的方力鈞，一直被認為是國內草根藝術家的代表。方力鈞前幾年出了一本自傳式書就叫作《像野狗一樣生存》，以至于“野狗”甚至成了很多草根藝術家的代名詞。這種榜樣性甚至有一種勵志的成分，帶動更多無法進入官方體制的藝術家做職業藝術家。從圓明園到東村，再到宋莊，一直不乏無數懷揣夢想的藝術家從全國各地駐扎北京。這些游離于官方藝術體制之外的“野狗”藝術家們，企圖能像方力鈞一樣，最終能“修成正果”。從圓明園畫家村一直走到如今名利雙收程度的方力鈞，即便他的藝術創作已日漸失去早年僅有的一點前衛色彩，但仍然有不少擁躉。
哪怕我們可以不以崇高的心結來看待方力鈞的“野狗精神”，然而被代表官方美術體制的國家畫院收編仍然可以毫無疑問地被看作是野狗被馴良，野性被收斂。野狗的狀態至少是自由的、個性的，但野狗畢竟不是那種“永遠無法融入到人類社會規范的”野狼，最終還是會渴望成為被豢養的家狗。方力鈞被聘實際上是職業藝術家的“野狗精神”向世俗妥協及向利益屈就。而他戲言的“感謝招安”不妨看作是他內心的真實表露。
一流的藝術家應該是高貴的精神獨行者和孤傲的藝術探索者。而以方力鈞為代表的國內很多藝術家其實一直是伺機被豢養的“偽野狗”，迨至有機會，均不會放棄渴望被官方文化體制招安。他們內心里類同于精神侏儒，藝術之外的物欲過于強烈。正如外界戲言的那樣，票子、房子、位子、女子、孩子等五子登科，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會落下，完全沒有一流藝術家該有的那種精神上的脫俗與高貴氣質，更別談有那種一流大師內心深處睥睨天下的豪情和傲骨了。扔兩根骨頭，就趕緊上前叼走，是典型野狗的特性。之于方力鈞，也許是恰如其分的吻合——給點好處，根本不管能否勝任以及適合與否，或者說會不會影響一直堅持的獨立立場和藝術追求，分分鐘都不會放過。哪怕是早已名利雙收腰纏萬貫，在經濟上早已具備獨立的資本，哪怕在江湖體制上已具備足夠的話語權，完全可以不理會官方體制，哪怕是根本如同雞肋一般的官方畫院一個不在編的聘用制主任，他們內心卑微的情結始終讓他們覺得如同名不正則言不順而聚嘯山林的綠林好漢。所以，官方藝術體制的收編，哪怕僅是象征意義上的，都會使他們有一種正名的感激，從被招安的梁山好漢到晚年勉強被官方沙龍承認的莫奈，幾乎莫不能是。
對國家畫院來說，與其說想請方力鈞出山做點事，不如說借方在當代藝術圈的影響(如果有的話)來給他們加分。事實將被證明，以楊曉陽為院長的國家畫院聘請方力鈞僅僅是做出一種開放的姿態，向文化部和公眾表明畫院的開放性，表明官方藝術體制對當代藝術的認同和接納，以及在當代意識上的與時俱進。更潛在的目的是以此為借口向文化主管部門開口增加編制，索要更多的財政撥款和文化補助，哪里會是真正會接納當代藝術？否則就根本不會聘請方力鈞這樣單純的在外有影響的藝術家而不是真正在當代藝術研究上有見識有能力的學者了。國家畫院缺乏的是能從宏觀文化層面和思想意義把握當下藝術創作的研究者，是更多從思維層面和視覺文化角度思考藝術的當下意義的批評家，而不是一個作為符號擺設的僅僅單純是藝術家的方力鈞。說到底，國家畫院和方力鈞其實是資源互為利用，即畫院利用方的知名度打當代文化牌，并向文化部要錢要糧要編制，以便擴大并享受更多利益；而方力鈞則利用國家畫院這個官方體制平臺為他擴大影響力，取得更多的政府資源進行整合和壟斷，以便為他的藝術占據更多的資源和市場份額。以方力鈞為代表的江湖體制和以國家畫院為代表的官方體制終于奇跡般達成一致，形成共謀。即便僅僅是混搭，也說明了雙方都認識到了在朝和在野兩種體制資源的重要性。不過，無論如何，這只能是形式上的勾兌而已，而不可能是官方體制真正地接納并承認當代藝術的合法性。況且國家畫院也只能代表文化部下屬一個傳統畫院部門而根本不能代表整個政府文化體制。官方體制的保守性、復雜性和多變性都不會使在野狀態的當代藝術從根本上被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