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建筑工作室的所有除涉設計的工作，都是靠陸文宇。有關王澍的一切事物，都要經過他老婆。我們業內流傳一個段子：說王澍畫了設計草圖常常激動得拿給學生們看，可是還沒看幾眼，他就要收起來交給陸老師藏好……”李娟認為，普利茲克建筑獎實際上應該頒給王澍夫婦二人。這種做法，實際上在普利茲克建筑獎歷史上也有先例。2010年，該獎頒給了妹島和世和西澤立衛夫婦。
這種“應該頒給夫婦二人”的說法，實際上是業內普遍的想法。甚至連王澍在得獎的第一時間，也向美國媒體表示：“你們是不是頒錯了，應該頒給我和我太太兩人。”而評委格倫·馬庫特更在評委詞中同時提到了王澍和陸文宇。
“我和太太在工作上的分工，就是如果沒有我，就不會有那些設計圖；而如果沒有我太太，所有的設計就不會實現。”王澍在后來的新聞發布會上這樣解釋，“我每次畫完草圖，她都是第一個看的人，如果她覺得不好，我會重畫。我太太身上溫潤的性格，實際上對我現在設計風格影響非常大，某種程度上說，她是我的老師。”
一個離經叛道的人
因太太江南人的溫和性格而改變的王澍，生于新疆烏魯木齊，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王澍的母親老家在北京，所以他小時候一年之內總會有那么三四次，往返于新疆和北京之間。四天四夜的旅程，他覺得少年時代因此“閱歷豐富”。
還只有2歲的時候，王澍便開啟了人生最初的畫卷。他在一切可以畫畫的地方涂抹色彩，書本、報紙，甚至還有家里家外的墻上。“差不多五六年以后，我再回北京。鄰居還告訴我，你畫的畫都還在墻上，我們沒擦。”他因此感到溫暖，“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鄰里。普通的老百姓，有他們對藝術和文化的理解。”
他的“離經叛道”在大學時代便已顯露無遺。“本科二年級的時候，我已經變成學院里的造反派。老師教的東西我有很大疑問：你會感覺建筑就像一個炒菜做飯差不多的行業—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討論，只不過是一些社會上大家已經習慣的建筑，比如火車站、醫院，要求你把它們安排得合理一點；而對于這種合理我也很有疑問，因為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關起門來說合理。學的完全是一個舶來的系統，而且這個舶來的系統，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非常‘山寨’，因為它被轉譯了幾道，加上‘文革’的影響，變得非常程式化。”
讓他記憶最深刻的是一次作業，老師讓學生們畫平面圖。按照標準慣例，應該畫1:500的平面圖，叫總平面圖。而王澍卻畫了一個1:100的總平面圖，其上不僅有房子，連渠道系統、馬路系統等其他地方他全部作了設計。他將其稱為“農田中的學校”—這個設計甚至可以說是今天他的主要作品“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的雛形—整個學校既讀書又種地，房子建造在農田之中，田里的莊稼怎么長他都有詳細的規劃。“我們老師說，學校歷史上就從來沒出現過這樣的圖，你一定是不及格的。但我這樣畫了以后，同學都很興奮，全班大概有一半的同學都把自己的圖改成了我這樣，最后老師不得不給了我一個及格的成績。”
但這并非建筑業界流傳最廣的有關王澍“離經叛道”的段子—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在碩士畢業論文答辯的時候，把《死屋手記》貼滿了答辯教室的墻，還口出狂言：“中國只有一個半建筑師，楊廷寶是一個，齊老師（注：指導師齊康）算半個。”因此得罪了所有評委。
“我的確說過這樣的話，但不是在畢業論文答辯的時候。這是媒體以訛傳訛。”王澍向時代周報記者澄清，但他并不否認自己“憤青”的歷史，并將自己年輕時代的性格與作品風格形容為“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