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不是討論“怎樣鑒定書畫”的基本常識或方法、原則問題。因為，幾乎每一個關心或在參與書畫鑒定的人都知道，每一部關于書畫鑒定的著述往往會寫道：“怎樣鑒定書畫？主要依據是作品的筆墨風格，輔助依據是作品的印章、題款和題跋、紙絹和幅式，旁證材料是參考著錄書、影印本等等。”而其中，尤以主要依據即作品的筆墨風格最起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具體到某一家的作品鑒定，我們還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著述中這樣寫道，他的師承是怎樣的？個人的創意又是怎樣的？具體分為幾個時期？早期多少歲到多少歲的筆墨風格有何特點？中期多少歲到多少歲的筆墨風格有何特點？晚期多少歲到多少歲的筆墨風格又有何特點？
然而，當我們懂得了“怎樣駕駛汽車”的基本常識和方法原則，只要準確地運用這些方法，總是能把一輛汽車成功地開動起來；而當我們懂得了“怎樣鑒定書畫”的基本常識和方法、原則，即使準確地運用了這些方法，卻無法保證一定就能把一件書畫作品的真偽成功地鑒定出來。這里不是說熟練不熟練的問題。假定有甲、乙兩位國家級的書畫鑒定家，年歲大致相同，從事書畫鑒定的時間大致也相同，取得“國家級書畫鑒定家”職稱的年份大致亦相同，乃至在鑒定界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大致還是相同，總之，兩人對于書畫鑒定是同樣的熟練。現在，試來鑒別一件作品，無疑，兩人所運用的方法、原則，尤其反映在“以筆墨風格為主要依據”這一點上，也毫無分歧。從理論上，鑒定的結論應該是一樣的；可是，從事實上，卻往往有可能截然相反：甲說真，乙說偽！
這，不能不使人對于“怎樣鑒定書畫”的常識、方法、原則，尤其是對于所謂的起決定作用的“主要依據”產生懷疑。當然，事實上，這一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本文也不能不指出，在“怎樣鑒定書畫”的諸方法中，筆墨風格雖然是最重要的一條，但它卻不是最具說服力的——有時，簡直就是最沒有說服力的。因此，自然，它也就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它，并不能算是“鐵證”，對它的解釋權，正、反雙方可以從完全不同的方向同等去運用。
首先，一件作品，假定它是未帶署名的，無論它是真跡也好，偽作也好，可以肯定，它的筆墨風格在表面上卻是筆勢跌宕而雄強駿快的。于是，主真者，往往用這些風格特點來作為它是真跡的證據；而主偽者，又往往用“在本質上不符合這些風格特點”來作為它是偽作的證據。此外如徐悲鴻的馬、喜鵲等等，也有如此的情況，除非它的筆墨明顯用趙叔孺或江寒汀的風格。一件偽作，你要想從筆墨風格上說它不是徐悲鴻，非常沒有說服力。同理，真的徐悲鴻，你要想從筆墨風格上說它是徐悲鴻，也是顯得缺少說服力的——同樣的話，我們也曾聽到有人用它們來指證徐氏的偽作為真跡。
其次，雖然是同樣的筆墨風格，但真跡必然自然流暢，沒有造作；精妙生動，不是拙劣；渾厚有力，絕去輕浮……而偽作則反之，如此等等。能這樣，看上去對于筆墨風格的認識更要細致，更深入了，應該可以具有說服力了吧？事實上，并非如此。米芾的《研山銘》有人說真，有人說假。說真的，除了指證它的筆墨風格，與米氏的風格吻合無間，更具體地指證它某一字的某一筆如“千鈞一發”，非高手如米氏莫能。說假的，當然不能說它的筆墨風格不是米的風格而是趙佶的風格，而是針鋒相對地具體指證上述某字的某一筆簡直是拙劣不堪，一高手如米氏，怎么會如此不懂筆法，寫出這樣的東西來！那么，究竟這一字的這一筆，是如千鈞一發的精妙絕倫呢？還是不懂筆法的拙劣不堪？又如，有一位朋友，由一位國家級鑒定家向他推薦而購買了一件潘天壽作品，拿到我那里一同欣賞。打開后我看假，理由當然不是與潘氏的風格不符，而是筆力輕浮。朋友卻說，該鑒定家表示，潘的筆墨風格以雄強著稱，一味霸悍，而此圖的筆墨正是極其渾厚有力，非潘莫能。試想，這筆墨的力輕還是力重？又不能用秤去稱量，所以，說它輕，沒有說服力，說它重，同樣沒有說服力，唯一有說服力的，便是說它輕的人有地位，還是說它重的人有地位。但這樣一來，書畫鑒定又將從何談起呢？我當時對這位朋友說，事關數十萬元，不是小數目，你可持此畫去杭州找潘公凱先生，不要對他說任何人的鑒定意見，由他來決定。但當天我從畫冊中找到此圖的母本，兩相比照，朋友所購的那張系照畫冊仿造無疑。于是，這位朋友即持此畫冊找到向他推薦的鑒定家，退畫還款。此外如筆性，甲說相符，乙說不符，也是一件不敢做“親子鑒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