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此事，使我深感，筆墨風格在書畫鑒定工作中的重要性雖然無可替代，但用它來證明一件作品的真或偽，卻是最沒有說服力的。最有說服力的，或可以稱得上是鐵證的，是什么呢？那便是如上述潘天壽的母本，只要把這樣的證據擺出來，正方無須再作反復的說明，而反方的滔滔雄辯自然也會掩息。所以，在書畫鑒定的工作中，“以理服人”不是真理，“事實勝于雄辯”才是真理。
當然，所謂鐵證不一定限于找到母本，而是指類同于母本的事實。比如說，一件署名名人的作品，其中出現了康熙的避諱，這就是鐵證。你要說它是偽作，從筆墨風格上證明它不是明代某某人的，時代風格不對，個性風格不對；從筆墨的精劣上證明它不是某某人的，如何拙劣，如何浮薄，盡管表現的筆形相似，內在的筆性如何不符，這一些，誠然很有“理”，但不能說服人。尤其當有人主真的情況下，他也會用同樣的證據來證明它是真跡，且也顯得很有“理”。然而，當你舉出其中有康熙玄燁的避諱，一切也就不證自明了。
證明一件作品是偽作，最有力的是鐵證；證明一件作品是真跡，最有力的當然也是鐵證。但二者的情況又稍有不同。當鐵證證明一件作品為偽作，那它必偽無疑；而當鐵證證明一件作品為真跡，那還有可能為偽作。這里面有幾方面的原因。一、通過電腦制作，做出書畫家本人在偽的作品前的照相；二、因書畫家本人各方面的原因，留下了與偽的作品的合影。所以，鐵證可以百分之一百地證明一件偽作之為偽作，但卻不能保證百分之一百地證明一件作品為真跡—— 在這種情況下的鐵證，一般不是我們找出來的，而是作偽者制作出來的，但是，我們卻無法找到證明他制作“偽鐵證”的鐵證。
那么，當一件作品在沒有鐵證的情況下，它究竟是真還是偽呢？一般說來，在60％的情況下，真的就是真的，偽的就是偽的；在20％的情況下，真的有可能被當成偽的，而偽的有可能被當成真的，需一定的時間才能翻案平反。
行文至此，本擬結束，恰好有一位朋友剛買了一軸劉旦宅的《東坡玩硯圖》，請求鑒定真偽。打開一看，上面還有詩塘，也是劉書“玉德金聲”四字，畫的年款為丙子（1996年），詩塘的年款為壬午（2002年）。書和畫，都偽，偽的理由何在？不是筆墨風格不對頭，筆墨風格當然是劉旦宅的，否則也不可能冒充劉旦宅。而是因為筆性、筆力，包括運筆的頓挫轉折等等，軟弱輕浮，與劉的爽利勁健，完全不能吻合。但是，這樣的解釋，雖然是最關鍵的，最根本性的，然而，卻又是最沒有說服力的。所謂“可與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說”，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等等，固然是深入了個中的三味，但又是多么沒有說服力啊！而恰恰這位朋友，拿出了鐵證，劉與此圖的照相兩張，一張在看此圖，詩塘還空白著；一張題好了詩塘，正在重新觀賞。照片，當然是賣家同時給這位朋友的。劉先生我們是很熟的，他決不會把這樣的畫看做是自己的真跡，更不會在上面題詩塘。那么怎樣來解釋這兩張照片呢？我認為，劉在看的那張是真跡，所以起了詩塘，現在眼前的這張是據之偽造的。但朋友不信，認為眼前的這張就是照片上劉在看的那張。照片小，許多細節不可能看清，最簡單的辦法，帶這位朋友到劉家即可分明。但通常不能隨便把陌生人往人家家里帶。這樣，問題就講不清了。無奈之下，我只能再比較詩塘。二者之間細微的不同，當然不能作為鐵證，因為有攝影角度的不同而引起透視上的變化。但原作上，“金聲”兩字，“金”的末筆有粗的筆絲，連帶到“聲”的首筆，而照片上，“金”、“聲”兩字則是不連筆的。找到了這個鐵證，朋友才信服，表示要去找賣家退貨。由此再一次證明，要想使人相信一件作品是真的或偽的，最有說服力的是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