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今天面臨的生存環境，前所未有；渴望有所作為的年輕一代攝影師，很難從歷史上的名家大師那里找到可以直接復制的成功模式。或許，即便大師再生，他也必須摒棄過往的經驗，謀取新的成功路徑。

　　“犀利哥”照片的迅速走紅以及一系列因之出現的時尚版、政要版之類圖像的流傳，以特別的方式揭示了這個時代大眾視覺教養的欠缺和審美趣味的異化。我們知道，圍繞犀利哥“成名”之后所有的關切、愛護、扶助，都是基于這名年輕的流浪男子在瞬間偶然表露出來的那種桀驁不馴的神情，隨意而貌似灑脫的混搭衣著，恍若江湖游俠、情場義士的形象，其實屬于一般常人的想象——照片流傳形成的輿論推動，使其得到關注。所以，那些關愛和資助，越是表現得真誠，越顯示出本質上的虛偽。試想流浪者何止千萬！惟犀利哥聞名；且求助貧弱者何須輿論開道、媒體相隨？而犀利哥形象在各種時尚與高貴場合中的角色虛置，進而熱烈追捧，則反映了眾人假貧賤弱者之身以娛樂私我的淺薄內心——犀利哥“魅力四射”的形象，實為心智迷茫、生活無憂者假借生活無著的流浪者，行偽善之舉的意義附加。

　　以絕對數量言，世界在今天被拍攝的概率越來越高，而“經典”瞬間被“遺漏”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但好作品——無論是打動人還是以經世流布為標準，都越來越少，越來越經不起推敲。當年蝴蝶、周璇、鄭蘋如的美麗臉龐在《良友》雜志作封面，引起老少搶購的情景，再難顯現。人們早上打開郵箱的同時就可以點擊出成組的圖片專題，每一個女子都有幾幅、十幾幅不同角度、姿態各異的照片供人欣賞；她們比《良友》上的美女更嫵媚、更性感，但是卻不再有那樣的圖像賦予觀者的豐富想象。這或許就是影像觀看在數量多寡與內在心理上造成反差的根本所在：看得越多，越陷于表面；看得越少，想象空間越深。今人如同過了半輩子饑貧生活的寒士突然獲得一份意外巨財，毫無節制、日日飽食大餐的生活，非但沒有使其成為美食家，相反卻敗壞了他的胃口，以致身體與心理一起失衡，變成一個厭棄了正常味覺的苛刻挑食者。

　　始作俑者，曰技術，曰時代，然媒體亦難辭其咎，卻也有委屈。媒體中的攝影記者，在漫長的時間里都是優秀攝影作品生產的主要群體，而今，生存的利誘與威逼壓榨了他們的才情，體制上的弊端桎梏著他們的手腳與思想。根本在于，不健康的生存環境，使影像在媒體上的呈現常常處于兩個極端：執迷不悟于宣傳圖景的馳騁而求取安全，專注于新、奇、怪異（題材與視覺語言）而迎合觀眾、求取市場。其結果是：滋養了一代軀體虛胖而內心輕佻、淺薄的影像受眾，他們出于本能地拒絕中規中矩、強行說教的照片，也厭棄任何觸動深思的景象，即如海地地震的慘象也不能像以往（很少看到時）那樣挽回他們片刻的悲憫；抵御嚴肅與渴求娛樂二合為一，或將嚴肅主題予以娛樂化的解讀，或以偽善之表換取自娛之實。

　　如此，從圖像中獲取信息，增進知識，接受教養，已成一種客觀無意；主觀上的讀圖，變成尋求新鮮刺激，填補未知以期傳播奇聞。這樣，怎樣的照片才能更切合他們的心靈之需呢？一是隱秘不宣而由他人提供“范本”的非常之舉，如艷照、丑聞圖像、私人生活記錄；二是腦際里不能成為現實的虛空想象，或者自以為是的合理揣度，如犀利哥圖像的風靡。

　　攝影行為的普及與影像觀看的泛濫，導致了人的視覺敏感的衰退；而功利化的傳播趨勢，令影像呈現的水準下降——攝影的非常生態，使人們在影像閱讀上的正常欲求發生了變化。（孫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