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中世紀身形笨拙的尼德蘭農民、教士、商人、旅行者、修女和西班牙雇傭軍，背后是陰冷山丘和陰冷天空。如果你不曾注意傾斜在地面上的十字架，一定會認為這只是一幅500多年前的歐洲農民畫。但在尼德蘭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畫家彼得·布魯蓋爾的意念中，這便是耶穌背負著十字架，被軍隊押解前往受難之地各各他的場景。
《磨坊與十字架》(The Mill and the Cross)的最初公開亮相，不是在電影院或電影節，而是在盧浮宮、紐約大都會藝術館。演員和布景如照片般一樣，像是在復原油畫中的場景，讓繪畫中的人物活動起來，成為會動的油畫，這便是《磨坊與十字架》的全部野心所在。影片將人們帶回16世紀的尼德蘭(今荷蘭)，整部電影的主題和故事框架，圍繞著布魯蓋爾的名作《受難之路》中描繪的人物展開。農民畫家布魯蓋爾，借助千年前的圣經故事影射當時控制著尼德蘭的西班牙統治者的殘忍以及尼德蘭人的痛苦承受。當代導演萊徹·瑪祖斯基，將藝術史研究同電影CGI、3D技術結合起來，試圖還原畫家在創作這幅作品時的社會環境，以及當時的思想心境。
“這是一群來自過去的圣人，在哀悼弗蘭德斯今天的命運。”當500多年前的歐洲農民畫家布魯蓋爾的聲音從畫面中傳來時，他畫作中的人物也都微微動彈了起來。身穿斗篷的少女在靜謐的音樂聲中幾乎不為人察覺地扭動了頸脖，黑色馬匹的蹄子在進行中倒換了兩下，有人把外套褪下。是的，所有這些微微活動的中世紀農民、賣面包的小販、趕往城市做生意的旅行者、投擲骰子的頑童、嘴巴上成天吹著一個牛角號的癡呆少年，都是圣經中耶穌受難現場的目擊者。
今天總有殘酷的命運，過去的圣人總會降臨。對于16世紀的布魯蓋爾而言，他的今天是受西班牙國王統治的尼德蘭，是宗教裁判所和身穿紅衣騎著黑馬的外國雇傭軍。一個典型的尼德蘭婦人，穿戴著修女般的白衣黑袍，站在被釘死的兒子身邊，朝著天空和懸在空中兒子的尸體，喃喃獨白：“他們就這樣殺死了我的兒子。我竟然只是站立在這里。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是的，這幅畫中的所有受難者都只是站立在那里。穩定而緩慢的中世紀，所有的施暴者和受難者都處于對神的信仰之中。人尚未成為或尚未自認為是世界和歷史的主人。那是一個“革命”尚未被發明和放出籠來的年代，暴力也尚未成為群眾選擇的一種正當武器。所以，畫面或者說電影，始終在一種互相矛盾的兩極力量中維持著一種奇特的靜謐和穩定感。這兩個力量，一端是以神的名義而對整個人世間進行的裁判和懲罰，另一端則是以效法和學習耶穌的精神，而對苦難進行的忍耐和承受。在施暴和受難之間，則是一種對于自然狀態的最終接受，無論這種接受是殘忍抑或痛苦的。
因此，整部影片，在節奏、聲音和氣息上，都有著一種極其微妙的抑制感和緩慢感。所有人物的四肢幾乎都被某種北方寒冬的厚重空氣所包裹，即使穿戴不多的雇傭軍和商人，也行動滯緩。影片結束于北部歐洲農民重復顛動左右腳、彎彎地張開雙臂近乎僵硬地在空氣中左右晃動的舞蹈，仿佛雪人在跳舞。這單調、重復卻又有著空氣中微風般自然氣息的節奏，是影片最初森林伐木發出咚咚聲的同一種節奏。人在精神上都趨向于神和十字架的穩定，在身體上都融入到了自然和土地的四季周行之中。盡管受苦，但那是一種平靜的痛苦。
重現一種緩慢的自然和生活節奏，重現對于神的穩定信仰和對痛苦的無聲承受，歐洲腹地的濃郁鄉愁感，在影片中漫溢。面對如此甘苦而芳香的歐洲鄉愁，筆者總有一種隱隱的不滿，這不滿，讓筆者的整個觀影過程成為了對于另一些影片的懷念，心也跑到了帕索里尼、塔可夫斯基那里。
鄉愁即造作，是一種自我臆造的虛構回憶。它刪除了太多讓回憶者不適和難以接受的根本性事實，制造一種虛假的完整感。萊徹·瑪祖斯基選擇了布魯蓋爾的《受難之路》，卻忽略了畫家后期更為重要的大量瘋狂之作。這些瘋狂之作中，歐洲腹地的故鄉完全破裂，而成為一個大魚吃小魚，人群互相吞噬的屠殺地獄圖。這恰恰是個人從一種虛假的集體性精神安慰中醒來時，所面對的真實世界和冷酷的內心圖景。正是這些真實，這些被布魯蓋爾所呈現的瘋狂真實，才奠定了這位農民畫家真正的大師地位。忽略其真實的瘋狂，而只取其表面的溫和和穩定，使得整部影片有一種過于講求藝術表面形式的造作感，對于大量真實的細節和人物感受，只能做到淺嘗輒止。因此，觀影結束，并無進入一場偉大精神之旅的酣暢淋漓感。與其說是一部電影，毋寧說是一場一個半小時的中世紀土風宗教時裝時尚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