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文學期刊被媒體曝出“理論版”一號多刊收取版面費,據《新京報》報道，云南省新聞出版局已責令《大家》雜志停刊整頓。此事引起學術界、媒體界的廣泛關注。昨日，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號多刊”的現象在文學期刊界并不鮮見，業內人士對《大家》曲線救刊的方式表示同情和尊重，但同時指出，文化刊物陷入生存困境也有自身原因。
據悉，上世紀九十年代創刊的《大家》雜志，曾邀王蒙、汪曾祺、蘇童、格非等作家出任欄目主持，也曾與《鐘山》、《作家》、《山花》發起“聯網四重奏”，共同推介了大量優秀寫作人才和作品，在許多人印象中，《大家》代表的是對于文學品質的堅持和堅守。然而，去年，因為經濟窘迫而一度淡出人們視野的《大家》宣布改版，希望能在提升內容品質的同時，刊物能良性發展。
曲線救刊值得同情和尊重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大家》副主編韓旭的無奈可見一斑：“我們做得很艱苦，壓力很大，這些年來我們想了很多方法，其實都是為了能讓《大家》存活下去，不想讓它改變，而是保持著它傳統的樣子來編輯出版。但我們常會面臨著一些比較尷尬的局面。”
《詩刊》原編輯、中國詩歌學會理事大衛認為，這件事應該客觀地看，“純文學期刊本來生存艱難，適當搞點創收，也是自救，雖不合法，但值得理解與同情。畢竟生存是第一位的。問題的關鍵是這種創收是否真正的反哺了純文學期刊。如果真的屬于曲線救刊，值得同情甚至尊重，如果這種行為不是為公，而是個人謀私利，則值得警惕。”
文化刊物陷入固定作家隊伍怪圈
文化刊物《國學》主編李彬也在《大家》上發表過文章，對《大家》的遭遇表示非常關注。在李彬看來，《大家》被停刊，暴露了期刊界普遍存在的一個“潛規則”，因為發行量和受眾的限制，許多文化刊物都有一號多刊現象。
但李彬并不贊同把文化刊物的生存困境完全歸罪于市場經濟，“實際上這種現狀是文學的必然命運，文學本來就不是所有人都愛，生存艱難正表明了文學的常態。”
與市場經濟下文學越來越邊緣的觀點不同，李彬認為文學刊物應該從自身尋找原因，“一些文化刊物過分透支知名度，一味追求名家、官員稿件，久而久之陷入了固定作家小圈子的怪圈，一些優秀的年輕作家根本別想擠進來，這和文學關注人性、人情的本質相悖。普通讀者長期看不到優秀作品，就會對刊物逐漸淡漠。而那些堅持文學純粹的刊物，如南《隨筆》、北《讀者》，就因為多年的純凈，發行量越來越大。”（三秦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