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提高個稅起征點至1萬元”“建議按家庭征收個人所得稅”“建議建立個稅起征點動態調整機制”……個人所得稅改革關乎千家萬戶的切實利益。在剛剛結束的2022年全國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提交了關于個人所得稅改革的議案提案，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為此，人民網“強觀察”欄目邀請了財稅專家對于個稅起征點調整的合理性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個稅起征點并不是抬得越高越好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第六條規定，居民個人的綜合所得，以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額減除費用六萬元以及專項扣除、專項附加扣除和依法確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應納稅所得額即實際計稅收入，實際計稅收入乘以對應的稅率為應該繳納的個人所得稅。”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副院長、教授李建軍表示，實際上 “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叫法并不嚴謹，正確叫法是“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或者“個人所得稅免征額”。免征額是在征稅對象總額中免予征稅的數額。免征額部分不征稅，只對超過免征額部分征稅。但是，具體免征額提高多少，如何設置免征額，需要進行充分的研究論證。
“生存權保障原則是稅制設計的重要原則，個人所得稅中設定免征額就是這一原則的表現。”李建軍表示，近年來居民生活成本有所上漲，居民收入水平也穩步提高，代表委員及社會公眾對于提高個稅免征額的呼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起征點的提高要結合稅收參數優化處理，并不是抬得越高越好。如果一下子提高到一萬元，個人所得稅超額累進稅率所覆蓋的人群無疑會大大縮小。”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建議，可以考慮將個稅起征點從五千元提高到七千元左右；同時降低低檔稅率，從目前的3%降低到2%、1.5%，甚至可以降低到1%。“這樣不會急劇地減少納稅人規模，也有利于培養國民的納稅意識。”
免征額的調整不可避免地存在滯后性
現行每月五千元的個稅免征額標準是如何確定的？李建軍表示，個稅免征額實際上是對納稅人為獲得收入、維持家庭基本生活所花費的成本費用的扣除。“在免征額調整的同時，引入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專項附加扣除，此舉給普通工薪階層帶來的減負力度更大。”
“由于維持個人及家庭基本生活的成本會不斷增加，因此，有必要根據情況對免征額進行動態調整。”事實上，我國個人所得稅每月的免征額也經歷過多次調整，1980年800元、2006年1600元、2008年2000元、2011年3500元，2018年提高到5000元。
“隨著物價變化和人們收入的提高，每過幾年都會有提高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呼聲。”李建軍強調，基于稅收法定原則，個稅免征額的調整須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法實現，經歷嚴格規范的法律修訂程序，相較于經濟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可避免地存在滯后性。
針對這一問題，李建軍認為，與其調整個稅免征額，不如建立一種免征額自動調整機制，“具體而言，下一年的個稅免征額根據上一年的物價變動進行指數化調整，即下一年的免征額等于上一年免征額乘以1加上一年的物價指數，比如上一年物價上漲了3%，就是乘以(1+3%)。這樣可以使每年的免征額更為合理，同時避免了相關法律的不斷修改，增強法律本身的穩定性。”
發揮個人所得稅實現社會公平的作用
“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雖是基本趨勢，但具體的標準要結合個人所得稅涉及的要素綜合權衡。”賈康表示。
對于“高薪人群最高邊際稅率可由45%增至55%”的建議，賈康表示，2018年的個稅改革以后，年綜合收入超過96萬元的部分就已經接受了45%最高邊際稅率的調節了，也就是96萬元以上部分的要拿走將近一半。
“在未來的稅制設計中，不僅要為工薪階層減輕負擔，另一方面也要降低以薪酬、勞動收入為主的這些知識分子、創新型人才的稅收負擔。”賈康舉例稱，深圳用稅收返還的方式激勵高科技企業的專家型、創新型人才的模式，可為其他城市吸引全球人才提供借鑒。
至于如何在未來更加充分地發揮個人所得稅實現社會公平的作用，李建軍認為，調整個人所得稅免征額并非是實現這一目的的唯一路徑。例如，可以以家庭為單位征繳個人所得稅，允許夫妻雙方聯合申報納稅，讓個人所得稅更好地反映家庭的收入和支付能力。
“應通過調整免征額或起征點、專項扣除和專項附加扣除等措施，使中低收入家庭不納個稅；通過稅率優化，讓中高收入家庭個稅負擔合理，從多種政策舉措上讓百姓享受經濟發展成果，促進共同富裕。”李建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