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很長一段時間，短篇小說是國內出版界的“票房毒藥”，“出一本賠一本”，剛剛推出賈平凹、劉醒龍、張煒短篇小說集的作家出版社責編黎云秀相信，這次“至少不會賠錢”。
去年底，海天出版社一口氣出了8本短篇小說集，社長尹昌龍當時心中也忐忑不安，“現在出版短篇小說，是冒著賠錢風險的，何況這么大體量”。未料，這套冠以“深圳當代短小說8大家”的叢書，一上市就迅速引起評論界關注，鄧一光、楊爭光、盛可以、曹征路等名家的短篇小說很受讀者歡迎，還引發了諸多出版以外的話題。作為一個出版事件，其中一個重要話題就是“短小說”的命運。
盡管短篇小說仍然不會成為超級暢銷書，“短經典”中賣得最好的《動物寓言集》目前也僅在兩萬冊左右，在責編彭倫看來，盈利不是目的，這畢竟是一個開始。但短篇小說閱讀潮流的回歸，終于讓人們開始深思，這種被稱為“精靈”的小說文體，為何在中國沉寂許久？關于短篇小說創作、出版、評獎的多個環節，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短寫作已沉寂許久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陸建德還記得，改革開放后，美國作家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被介紹到中國，其短篇小說一度很流行，且對一代作家產生影響。差不多就是那個時候，一大批在今天已經成名的作家正在寫作短篇小說，一流的作家幾乎都在這個擂臺上，王蒙、余華、蘇童、王安憶、莫言、張賢亮、賈平凹……他們的名作至今還深入人心。
“是什么讓我們的短篇越寫越長？”“深圳當代短小說8大家”叢書主編鄧一光認為，一個原因是改革開放之后，人們要說的話太多，歷史的悲劇、社會的災難、家庭的災難、民族復興的需求都被小說承擔，承擔的東西越來越多，一下子篇幅就不夠了。另一方面，社會逐漸浮躁，讀者越來越急于看一個人物的命運，所以從看語言轉為看故事情節，而短篇無法滿足讀者的這種需求。
2008年，蘇童悄悄出版了他的五卷本短篇小說集，那時他曾把短篇小說稱為“奢侈的題材”，說寫短篇寫得他差點揭不開鍋。蘇童算過一筆賬，一個短篇得花半個月完成，一年頂多寫10篇，稿費是一次性的，通常一篇只有500塊，跟上世紀80年代比根本沒有漲多少，如果一年只賺5000塊，那的確揭不開鍋。1990年代中期，蘇童還在堅持寫短篇，可總有人問他為什么不寫東西了，在很多人眼中，似乎只有中長篇才是拿得出手的作品。
短篇小說的式微，出版方自然也是重要一環。一直堅持中短篇創作的遲子建同樣在去年出版了五卷本中短篇集，但出版社并不對這套作品的銷路有太多期待，他們其實更希望可以簽到遲子建的新長篇。
長篇崇拜占據主流
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潘凱雄回憶，1990年代后半期開始，國內文學界、出版社只追逐長篇，不管好或者不好，大家都只爭著出長篇。“我自己做書也知道，一年安排的選題里面，出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非常少。”潘凱雄將此總結為經濟驅動因素和觀念因素。
所謂的經濟因素，不說別的，一部賣到2萬冊的長篇小說，作家可以拿到幾萬元稿費。若是改編成影視作品，遠比賣書賺得容易，如果作家本人愿意當編劇的話，收入更可觀。而在人們的普遍觀念中，“詩歌是皇冠，長篇小說是重器。”言下之意，短篇小說就是輕武器了。這種長篇崇拜的觀念似乎也影響到了評獎，在國內的各類文學評獎中，許多重要獎項都只針對長篇小說。
相比之下，西方文壇一直有鼓勵短篇小說的傳統。彭倫告訴記者，比如愛爾蘭設有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目前獎金為3.5萬歐元，是目前世界上獎金最高的短篇小說獎。旅美華人作家李翊云曾在2005年憑借首部短篇小說集《千年敬祈》榮獲首屆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龔古爾文學獎一直設有短篇小說獎單元，只是國內讀者不太知道。還有“小推車”獎，是英語世界小小說的最高獎項，自1976年以來每年當選的美國最佳作品由小推車出版社匯集成書出版，是在美國出版史上最有影響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