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遙為何用“戴孝”斬斷過去?
（六）《路遙傳》：孫少平的經歷取材于路遙三弟：
其時，意氣風發的路遙已進入“著名作家”行列。中篇小說《人生》所產生的強烈而持久的轟動效應，在1983年才剛剛開始。當年夏，西安電影制片廠決定拍攝路遙擔任電影劇本編劇的同名故事片《人生》。這樣，路遙一邊領西安電影制片廠的電影主創人員到陜北的延川、清澗、綏德、米脂等地勘察外景，一邊進一步完善劇本。就在既風風光光、又忙忙碌碌的1983年春夏之間，路遙下定決心向長篇小說進軍。
路遙的創作與一般作者相比，有許多質的不同。一般作者的創作，是先萌發靈感，再像滾雪球一樣生發主題與故事框架。而路遙的創作是典型的意在筆先，先有明確的主題，后廣泛搜羅材料，形成框架，捕獲串聯線索，激發創作靈感。這種倒置的創作方式，注定了他所賦予的使命感更為突出與沉重。
路遙是位氣吞萬里、胸襟博大之人，他不準備小打小鬧，而一上手就像“歷史書記官”那樣，創作一部全景式反映從1975年之后中國城鄉社會近十年間變遷的史詩性小說。他初步確定的小說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萬字，甚至在醞釀時，就分別給這三部小說取名《黃土》、《黑金》、《大城市》，并雄心勃勃地給這部長篇題以《走向大世界》的總名。這是一個龐大的文化創造工程，也是作家心智才情與體力、毅力的較量，怪不得他鄭重其事地跑到毛烏素沙漠進行“沙漠宣誓”去呢！
路遙為何要把這部長篇小說設計在“1975年到1980年代十年間中國城鄉廣泛的社會生活”中呢？他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作了回答：“這十年是中國社會的大轉型時期，期間充滿了密集的重大的歷史事件；而這些事件又環環相扣，互為因果，這部企圖用某種程度的編年史方式結構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們。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歷史和藝術的眼光觀察在這種社會大背景（或者說條件）下人的生存與生活狀態。作品中將要表露的對某種特定歷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態度，看似作者的態度，其實基本應該是那個歷史條件下人物的態度，作者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度上，真正體現巴爾扎克所說的‘書記官’的職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