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顯示，在對貧富差距的認識和容忍程度上，40.3%的受訪者已表示非常不認同“拉開貧富差距能夠調動人們的工作積極性”，有24.9%選擇了“比較不認同”，兩者之和超過六成(65.2%)。
“調查發現，絕大多數高校‘工蜂’族認為當前社會貧富差距過大，不利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期待收入分配制度的調整。”報告指出。
高校青年教師如何評價我國當前社會公平的整體情況呢？調查顯示，極個別受訪者認為目前社會“很公平” ，僅有4.4%的受訪者認為“比較公平”，41.6%認為處于“一般水平”，34.5%認為“不公平”，19.5%認為“很不公平”。認為“不公平”和“很不公平”的比例超過了半數(54.%)。
不公平的來源包括管理體制、晉升制度和薪酬體系。54.9%的受訪者認為現行科研項目經費管理制比較刻板，缺乏靈活性；68.4%的受訪者認為職稱晉升制度多以年齡劃線，‘論資排輩’現象比較嚴重，缺乏激勵作用；73.5%的受訪者認為單位薪酬體系設計不合理，不能體現工資收入與個人能力相掛鉤。
在廉思看來，這一現象不僅產生于高校的“小環境”，也是“贏者通吃”大環境使然。“一些高校年輕教師背負著整個行業的光環，但往往‘名至’而‘實不歸’。由于內部差距在拉大，自己時常是‘被平均’的那個。”
“不是所有高校教師都是于丹、易中天。”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副院長施向東從管理者的角度證實，自己身邊的“工蜂”，多數“學有專攻，進取心非常強，工作四五年左右即已是院里的‘頂梁柱’”，但高校教師的總體收入多年來在原地踏步，“年輕老師由于職稱低，增長幅度小，大部分人是比較清貧的。”
在李睿看來，“工蜂”與學術權威們更無法比肩的是社會資源。
“他們都很勤奮，很上進，能吃苦，但資源太少。”李睿在學院擔任助教工作，經常與教師接觸，他認為資源就是商界、政府方面的人脈，社會名望，以及與學術刊物的關系，“這些都對‘工蜂’的成敗‘有致命影響’”。
李睿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即使在北大，也經常上演著“名教授考慮‘推掉那些找上門的資源’，年輕老師‘想去找卻找不著’”的兩極現象。“其實，那些名人寫的文章未必怎么樣，但文章代表了他的觀點，因為這些人本身有影響，有發言權。”
廉思指出，研究中發現，日漸擴大的差距正在令一些“工蜂”族或心灰意冷。
“我剛做老師時，坐了幾年冷板凳，先是老老實實做了3年助教，然后做了5年講師，幾乎沒發什么文章，也沒有什么壓力。但這5年積累使得我后來開始大爆發。”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回憶道。
受訪學者普遍感到“退一步一無所有，進一步翻天覆地”的感覺正在全社會強化。對象牙塔里的“工蜂”來說，“實實在在地把自己的研究做好”正變得奢侈。
如何讓優秀的青年看到希望
“工蜂”概念的出現，也引發疑問：“是什么造就了大家一起‘炫苦’的時代？”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對此解讀：“平心而論，高校里的年輕人待遇還是可以的。我編的《筒子樓的故事》很多學生看了流淚，說沒想到老師你們當年是這么走過來的。我當然希望年輕人生活好，但所謂‘一步到位’是不現實、也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