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jié)春節(jié)后返程高峰，農村孩子跟著打工的父母去城里上學
農村中小學大量減少、小學生成為寄宿生、農村再無瑯瑯讀書聲……和全國其他省區(qū)一樣，我省農村學校布局在過去的十年間經歷了撤點并校的大規(guī)模調整。從2001年到2011年我省的小學數(shù)量減少近七成，延安和榆林兩市已經在2010年以前基本完成撤點并校工作。
為了適應農村學生數(shù)量的變化，陜北農村學校布局調整勢在必行。陜北撤點并校的效果如何？后撤點并校時代，農村教育的路該怎么走？十年回望，被稱為第“四”農的農村教育問題正在越來越多地牽動全社會的神經。
1、解決了老問題又出現(xiàn)新問題
2001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決定》，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十年來，一場大規(guī)模的撤點并校“運動”使全國農村中小學減少近30萬所。
延安和榆林兩市擁有我省超過1／3的土地面積，卻只有全省1／7的人口；2012年，我省的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達到50.02%，延安和榆林的城市化率為52.27%和50.36%。隨著城鎮(zhèn)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陜北“空殼村”增多，農村生源不斷減少。要優(yōu)化教育資源配置、提高教學質量，陜北農村學校布局調整有更強烈的必要性。截至2012年10月，榆林市的農村小學從2000年的5574所減少為549所，延安市的農村小學也減少了七成多。
“十年前，薛岔鄉(xiāng)總共有一千多名小學生，隨著生源逐步減少，2007年9個農村小學全部撤并到中心小學，現(xiàn)在中心小學六個年級只有180多名學生。”近年來，吳起縣薛岔中心小學校長陳雄管的學生越來越少。
從2007年9月起，吳起縣開始“縣辦初中、鎮(zhèn)辦小學”，采取了最“徹底”的撤并方式開展集中辦學，全面推進農村寄宿制教育。吳起縣因重視教育聞名全國，全縣寄宿制中小學的軟硬件讓每一位參觀者都驚呼“比西安的大學還要好”。
撤點并校讓農村學生可以享受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同時，學生往返學校的安全問題、家長陪讀增加的經濟負擔，也逐漸成為他們不能承受之重。同時，小學生家庭關愛的缺失也成為不容忽視的問題，學生的心理形成可能影響其一生的發(fā)展。
一位二年級的語文老師告訴記者：“我的學生基礎知識很扎實，但是靈活一些的創(chuàng)新題不會做，他們接觸社會、融入家庭的時間太少了。寄宿生活對低年級學生的性格影響很大，看起來總是灰溜溜的，沒有了小孩子活潑愛玩的天性。我覺得他們挺可憐的。”
撤點并校，到底利弊如何？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局人員說，調整農村學校布局是很有必要的，只是在實施的時候工作方法不細致，簡單地以學校人數(shù)作為撤并的依據(jù)。城鎮(zhèn)化是一個過程，撤點并校也應循序漸進，在重視教育資源合理配置的同時，更要照顧到學生和家長的意愿和承受力。
2、“恢復”需要有比"撤并"更嚴謹?shù)膽B(tài)度
面對撤點并校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陜北一些被撤掉的農村教學點正在家長的期待中逐步恢復。
6歲的周宏宇來自四川，父母在榆林市榆陽區(qū)打工謀生，全家在牛家梁鎮(zhèn)郭家伙場村租房住。“村里的小學兩年前就撤掉了，在原來的校址上建了一所幼兒園。去年8月孩子幼兒園大班畢業(yè)后我就開始發(fā)愁，孩子太小了，怎么到鎮(zhèn)上的九年制學校去寄宿呀？”周宏宇的媽媽說。
2011年8月，郭家伙場村小學和牛家梁鎮(zhèn)的其他9個村小學被撤并至鎮(zhèn)上的明德小學和九年制學校。但沒過一年，就“并”不下去了。
“娃娃住宿舍才6歲，整天晚上鬧著不睡覺，生活老師也沒辦法。老師說娃娃上課不認真聽課，老師一問才知是想著‘我媽媽啥時候接我呢’。周日下午往學校送就哭得不行，有時候天黑了我都走不了。娃娃太小了就不適合住校么！”楊小英現(xiàn)在提起自己孩子上一年級“受的罪”滿是心疼。
一方面，九年制學校的輻射半徑超過10公里，低年級的學生往返不方便；另一方面，校方要保證這么小的孩子在學校24小時安全，管理難度也比較大——撤點并校一年后，2012年8月，牛家梁鎮(zhèn)恢復了8個農村教學點，開始接收附近一年級的適齡兒童入學。
“幸好趕上了恢復農村教學點，現(xiàn)在孩子可以在家門口讀一年級，每天能吃到我做的熱乎飯，我也能和老師交流孩子的學習情況，”陳宏宇的媽媽很高興。現(xiàn)在，郭家伙場村的一年級共有28名學生，和民辦的貝貝家幼兒園聯(lián)合辦學，幼兒園的體音美老師為一年級的學生兼職代課。
據(jù)了解，牛家梁鎮(zhèn)恢復的農村教學點將只有一、二兩個年級，其他年級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在明德小學和牛家梁鎮(zhèn)初級中學（原牛家梁鎮(zhèn)九年制學校）就讀。同時，牛家梁鎮(zhèn)還有個設想：將語數(shù)等基礎課老師固定在教學點，讓其余課程教師“走教”，即代課老師在各個教學點循環(huán)教學，期待以此提高基層教學點的師資水平并有利于教師的交流和管理。
牛家梁鎮(zhèn)的農村小學是陜北農村恢復教學點的個例。哪些已經被撤并的農村小學可以恢復？如何恢復？“恢復”需要有比“撤并”更嚴謹?shù)膽B(tài)度。
《中國青年報》曾評論說：在這一過程（農村撤點并校）中，最重要的利益群體——農民恰恰缺位，他們沒有參與決策的機會……撤并鄉(xiāng)村學校，應該充分考慮農民的利益主張。如何建立必要的民主程序，通過廣泛的公眾參與，推進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仍然是我國教育改革有待解決的重大命題。
而一些教育專家也認為，恢復的學校應當是“之前沒有進行過科學論證的、非理性地撤掉的”，“恢復已撤校點最重要的標準就是家長的意愿。”
3、后撤點并校時代該何去何從
去年，21世紀教育研究院公布數(shù)據(jù)，十年間我國農村的中小學數(shù)量銳減一半，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幾乎每過一小時，就要消失4所農村學校。
針對全國撤點并校中出現(xiàn)的問題，國家在去年9月初下發(fā)《關于規(guī)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提出各省方案在修訂之后上報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來審核，審核備案之前，各省一定要停止撤并學校和教學點。
《意見》明確要求農村小學一至三年級學生原則上不寄宿，就近走讀上學；原則上每個鄉(xiāng)鎮(zhèn)都應設置初中，人口相對集中的村寨，要設置村小或教學點；人口稀少、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的地方，應保留或設置教學點。
面對后撤點并校時代，陜西省社科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副所長王建康認為，學校的消亡創(chuàng)建是動態(tài)的，只不過在撤點并校這一階段更集中、更呈規(guī)模化，所以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孩子在農村上學的大都是弱勢群體，也是真正需要用知識脫貧的群體，關注農村教育也是社會公平的問題。應該給予農村學校特殊的政策扶持，給農村教師特殊的補貼，像引導大學生當村官一樣鼓勵優(yōu)秀教師到農村任教。
農村學校布局調整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絕不是撤并學校那么簡單。它涉及被撤并學校學生與教師的重新分配、被撤并校資產的處置與使用、學生上學交通工具的配置與安排、學生食宿問題的解決等等。
對于如何合理布局農村學校，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所長鄔志輝稱，重點在四個方面進行合理的布局：新撤并的學校要審慎，要強化程序公正科學；不撤并的學校要建設，努力提高教育質量；已撤并的學校要認真核查，完善配套的工程；恢復和新建的學校要科學，要加強預測規(guī)劃。
農村教育不只影響一戶農民，更是會影響幾代中國人。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如何在優(yōu)化教育資源配置和社會效果最大化中取得權衡，成為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都應掌握的一門執(zhí)政藝術。
十年關注農村教育
黨的十八大提出，均衡發(fā)展九年義務教育重點在農村，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qū)傾斜。最近十年在中央每年發(fā)布的“一號文件”中，都把農村教育提到了一個新的戰(zhàn)略高度，把農村教育放在解決“三農”問題、實現(xiàn)小康社會的大局中來謀篇布局。
這10年，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一系列關于農村教育的重大舉措，逐一化解農村教育改革和發(fā)展過程中的新舊難題。其中幾個重要文件及重大決策，在我國農村教育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2002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的通知》出臺，明確了各級政府對發(fā)展農村義務教育的責任。農村義務教育的辦學主體由鄉(xiāng)村轉到縣級，經費來源主渠道由農民轉到財政。
2003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提出，著力解決農村教育發(fā)展薄弱問題，把農村教育作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4年，國家投入100億元在西部地區(qū)實施為期4年的“兩基”攻堅計劃，幫助西部地區(qū)尚未實現(xiàn)“兩基”的縣（市、區(qū)）達到國家“兩基”驗收標準。
2005年，國家實施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財政保障范圍，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對貧困家庭學生提供免費教科書并補助寄宿生生活費。（西部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