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下旬，北京大學研究生楊恒明因抵制“科研苦力”而發聲明的事件引起網絡熱議；而早在 2004年，上海交大計算機系一位66歲的博導遭到9名研究生的“罷黜”。這兩起事件的背后都是高校研究生給導師“打工”已成常態的事實。有人不禁要問：如此的研究生培養方式，中國科研創新究竟路在何方?
“我太臊皮了。”3月4日晚，北京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碩士研究生楊恒明在人人網個人主頁上留言。
2月下旬，楊恒明在人人網個人日志中貼出《北京大學退學聲明》，聲明中介紹了自己給導師和實驗室做“苦力”的經歷。他寫道：“一種幾乎毫無創造性的瑣碎重復勞動，就是把工程文件修改、修改格式從一個軟件流到另一個軟件，來回折騰，類似打鐵磨洋工，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卻幾乎不帶任何思考創新內容。”
楊恒明身上的“北大招牌”讓這則“退學聲明”一出，便引起網上一片熱議。盡管兩天后，楊恒明刪除了聲明，并幾次補充說明，稱希望結束外界的“議論紛紛”，并稱此前的聲明為“一時發泄，有些偏激”，也沒能讓這一事件的輿論溫度降下來。
幾乎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如今的研究生培養機制上，碩士生求學階段的科研和實踐，以及導師角色長久以來的威權影響，也使得原本隱身高校院內的碩士生角色和尷尬定位顯像。
導師是“老板”“讀研就是干活的”
博士畢業于西安一重點工科大學的莊先生(化名)看到這則聲明時說：“我碩博連讀，都是一個導師。我確實覺得在學校那陣子就是完全跟著老板(導師)，是學生更是徒弟，就是下屬，還不分錢。”
目前，36歲的莊先生在西安高新區和同學合伙經營一家軟件公司。當初見到楊恒明“退學聲明”一事在母校BBS上轉載，且留言附和者眾，他就多次跟帖留言，向學弟學妹們喊話“小不忍則亂大謀”。
1994年，莊先生從吉林一個小鎮考入西安這所重點工科大學，專業是計算機通信工程。本科即將畢業時，他和很多同學都簽約深圳華為公司，“當時都是公司直接整班整班的來系里簽約。”不過，最終他被保送本專業研究生。當時，輔導員找他談話時說，系里一位教授點名要本專業前三名。
“以前老板給我們帶過課，就感覺這人很牛。一節大課不用教案，近百個數據都是直接用粉筆寫出來。”莊先生所說的老板就是自己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
“這個稱呼很早以前就有，可能和早些年的社會上流行下海經商有關——能攬活兒的都是老板。不過，當面還要稱老師。”莊先生說。
關于楊恒明退學聲明中抱怨“修改文件格式時間太長”，莊先生說：“有年夏天我和同學整整焊了三個月的電路板，還都是一模一樣的板子，盛夏的西安成天里和烙鐵打交道，確實累，中間還中暑了。”
“那批活兒是老板給外邊做的，給我們說是科研實踐。”整個碩士生階段，莊先生記不清總計有多少額外的“科研實踐”，因為總是有活兒做，幾乎少有中斷。
“碩士生三年我全在實驗室。三年寒暑假加在一起最多有20天時間，剩下都是干活兒，那時候都說自己是給老板當牛。辛苦是肯定的，就看大家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我到現在都不憷這些，可能就是當時打下的基礎。”
至于當時有無補助，莊先生在和同學電話核實后才想起來，那年中秋節后，導師找他們一起吃飯。
在攻讀博士階段，隨著發表論文壓力很大，導師也很少讓他參與一線的體力勞動，轉而成為新的碩士生的日常管理者。“碩士生們背后把我們這樣的博士生叫做二老板。”在多所高校的BBS上，有關碩士生給導師“打工”的討論已經老生常談。記者聯系到6位在讀碩士生，其中4位來自工學學科的碩士生都說目前也在做。
記者也采訪了多位高校碩士導師。多位導師表示：碩士階段研究方向必須引領或者緊跟所在專業技術流，這也就決定了此階段研究生在日常學習中的動手必要性。“如果一個技術連實驗室門都沒有出，就不會被使用。”
獎學金分配必經導師之手
其實，很多學生甘于默默無聞地替導師打工，除了學分，還有一個原因在于，研究生階段能否拿到獎學金，也必經導師之手。
莊先生1998年開始攻讀碩士學位，當時每月的獎學金和補助大致200多元。而和他同時本科畢業的同學畢業后月薪至少四五千元，簽約深圳公司的，稅后月薪也幾乎達到萬元左右。
“都讀研究生了，還從家里拿錢有些說不過去。”莊先生坦言當時大家壓力都很大，因為幫導師做工補貼時有時無，一年最多也就千元左右。但若干活時好好表現，爭取讓老板多分些獎學金，就可以減輕家庭負擔。
“我那幾年總算撐過來了，但后面幾屆開始收學費了，情況更難。”莊先生說。
1997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錄取人數為5.1萬人，隨著1998年全國高校擴招，招生錄取的碩士生人數逐年遞加：2001年，招生錄取人數為11.05萬人，2002年19.5萬人，2003年增加為27萬人，2006年則是40.2萬人，2009年已經達到41.5萬人，2010年人數為46.5萬人，2011年僅全國計劃招收人數就有49.5萬人。入學人數激增，自費比例提高。目前高校的碩士生獎學金分配方案中，第一學年對推薦免試生實行傾斜政策。這令多由本校畢業生組成的推薦免試生獲得數量最多。第二學年獎助學金等級，按照碩士生個人第一學年的學習成績、導師和研究生管理部門對其考核情況確定。國內高校關于碩士生獎學金分配時，都有一條規定——“只有在導師考核為優秀等級的前提下，碩士研究生才能申請第二學年的一等獎助學金；在導師考核為良好及以上等級前提下，碩士研究生才能申請第二學年的二等獎助學金。”
“第一學年的成績，其實就是老板給打的分。”在一所211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小張說。小張本學期獲得了特等國家獎學金，一年兩萬元，另有學校固有的補助等7000多元，他并不為生活壓力發愁。
獎學金并不是平均的。小張和同期其他碩士生總計8人，拿到特等獎學金的只有他一個人，一等獎學金是每學年一萬元，實驗室里有兩位同學拿到。小張拿到特等獎學金，同學就有意見，并和垂直管理的博士生發生爭論。“分數最后是老板打的，決定權也在他手里。即使有些不愉快，但實驗還是能繼續，畢竟畢業之后是工作還是繼續讀博，都需要和老板商量。漸漸都不吱聲了，矛盾也就壓下去了。”
3月4日晚上9時許記者采訪完小張時，他又返回了實驗室。雖說次日就要進行碩士學位畢業論文答辯，可他說還要整理當天的實驗參數，因為導師此前催促過。
拿到特等獎學金之后，小張說自己會努力爭取直接讀博士，因為上學期老板給了自己最高分就是個很好的開始。
導師影響力會滲透到技術圈
博士畢業后，莊先生在西安高新區創業，但每年教師節和春節，他都會和研究生時的同學一起請導師一家人出去坐坐，因為日常公司業務，有時也會和導師所在領域發生交集。
“我們和導師從沒有斷過聯系，專業內前沿技術也會溝通，我更關注的是商業價值轉換趨勢，而他偏重理論發展方向，當然他要是有個投標工程量大，也會找我們公司一起做的。”莊先生說，前幾年，導師接到一個重點課題工程浩大，幾期畢業的學生都叫回來很多。“說是分活兒不一定確切，但是一次技術研討會。我感覺那次會上的觀點和解決方案，比上學時任何一門課程都獲益多。”
莊先生的同學、博士畢業后留校任教的徐先生說：“學校也鼓勵這些導師在校外接活，只要是技術方向上的難題，做成之后肯定有幾篇高質量論文發表，這對學校的學術軟實力提升還是有直接幫助的，現在的高校都看重這些。教師賺錢了，學校也有很大收獲，所以雙向上并沒有矛盾。”
徐先生坦言，高校對科研成果數量與質量的需求，促成了目前高校碩士生導師和博士生導師的實驗量暴增。而隨著各高校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增多，工作量也直線上升，為提高結題效率，在校碩士生和博士生也就難免不被裹挾其中。“碩士生要完成學業，也就必須完成導師的科研安排，因為論文就是從實驗出來的，導師有現成的實驗等著，只有做了。”
“碩士階段大致限定我們各自的發展方向，以后在工作中遇到問題肯定是找老板和師兄弟們來研究解決，所以碩士生階段的導師和本科時的輔導員以及各科授課老師，還是有很大區別的。”莊先生說，現在可能不太強調“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但大多數碩士生、博士生在畢業后都和導師有著很頻繁的聯系。“讀研時和老板關系緊張，畢業之后的工作就只能靠自己了，而且以后也和這個圈子離得很遠，沒有人愿意這樣做，那就落單了。”莊先生的幾位碩士生同學都是導師幫助推薦的，“我們老板是本地這個專業里的核心人物，他的同學和學生都在這個行業，所以想要推薦學生并不麻煩。我們有的同學就是老板直接安排去研究所上班的，如果去大國企也不是很費事的。”
薪酬沒譜研究生成廉價勞動力
既然在國內高校，研究生給導師打工已成為普遍現象，那么，薪資問題該如何解決?
其實，因國內對碩士生、博士生身份定位研究不多，所以高校碩士、博士研究生的三助(助教、助管、助研)薪酬問題的探討并不深入，這使得身在其中的碩士生和博士生接連淪為廉價勞動力。
連日來，本報記者曾聯系到高校里的多位碩士生導師，但一聽到關于研究生給導師打工的薪酬話題，多避而不談。
其實，研究生給導師打工不只是國內高校的現象。“導師只帶我們兩個碩士生，平常也會做實驗，也很累。我們做的都是學校里面的項目，且做之前就約定給我們全額獎學金。”小鄭從莊先生畢業的大學結束本科學業之后，直接考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
她介紹說，在哥倫比亞大學，導師也會和他們一起做實驗，但承擔項目之前，學校就給了全額獎學金并有日常的酬勞。“每個月2000美元，按照實驗進程由學校支付。”對于自己是否了解導師有其他校外科研項目的私下承攬，她說，“沒見過，要是有的話他會被學校辭退的，更不會找我們幫助做。”
“我們的學校更需要論文，只要有高質量能夠被索引的論文，一切都好說。教師自己也需要用論文和科研成果晉級，否則沒有上升通道。這樣的導向，讓碩士生們也被動參與進來。加上獎學金等牽扯，大家都成了一條線上的。”莊先生說除此之外，受經濟利益驅動，讓各式各樣的實驗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原本應該進行更多縱向實驗科研的碩士生們面前。“大家都有好處，就是怎樣別做過了才好。”他的同學徐先生說，大家暫時似乎看不到有更好的辦法，有的只是所謂的道德約束。
對此，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謝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在現行中國高校評價機制下，科研成績都以課題和項目為導向，導師時常力不從心，只好分配給學生。另一方面，導師沒有課題就沒有招生資格，導師本人也是學術生產機器上的工人，是高校功利主義的受害者。”
他認為：目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隨意雇用學生、保障學生利益的措施之一，是借鑒德國、美國等高校做法，在導師的項目研究經費中，明確一部分作為研究生培養費用和人工費用支出，專門支付給助理研究人員。
導師考核或應回歸創新能力培養
然而，相比薪酬問題，在導師忙于接活兒做項目，和學生一年都難得見上一面，學生又忙于給被稱之為“老板”的導師打工的研究生就學狀況下，中國的科研創新之路究竟能走多遠?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曾表示擔憂：“以‘老板’自居的老師容易以學生為工具，而放松培養學生成為獨立專業人才的責任。學生如果認為老師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訓練和工作當成是給老師打工，讓自己缺乏自主性。在科學界，這樣的被動心態，會使學生難以成為有創造性的科學家，而且可能對學術喪失興趣。我認為師生關系應該是：學生‘和’老師工作，而不是‘為’老師工作。”
中科院院長白春禮也曾說：研究生是需要跟隨導師在科研實踐中鍛煉成長的，但在實際的指導和培養中，是注重學生的成長，還是注重導師科研項目的完成?學校對導師的考核，往往要強調課題數量、項目完成情況、論文發表情況等任務；導師要完成這些任務，是簡單地轉嫁給學生，還是首先著眼于學生的培養和創新能力提高?在這些問題上往往存在偏差。
在多日的采訪中，記者曾經聯系楊恒明的同學。據其中一位同學講，楊恒明已經反思此前的判斷和言論，并希望事情盡早過去，順利完成此段碩士學位的攻讀，放棄了“退學”的想法。
并未接到楊恒明退學申請的北京大學研究生教務辦公室也婉拒了記者的采訪，并稱事情已經過去了。而經歷了一個多月退學聲明風波的楊恒明，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不愿多說，只稱自己對現專業有了重新定位。
他還在網上留言稱：“希望能夠往國學(文史哲)、經濟學或數學物理方面發展，希望得到這方面前賢的提攜薦舉。”對于最終是否做出舍棄、調整研究方向，楊恒明持“君子謀道不謀食”的觀點。
這場退學聲明風波最終以當事人的放棄退學而告終。（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