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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明福
“沒有偉大的敵人，便沒有偉大的美國”
在美國有一句格言：“沒有偉大的敵人，便沒有偉大的美國。”美國是一個需要敵人的國家。美國的戰略文化，就是制造“敵人”的文化。美國必須不停地尋找“敵人”，不停地疾呼“威脅”，不停地渲染“危機”。
美國為什么需要敵人？美國按照什么標準選擇敵人？美國如何有效地利用敵人？美國如何戰勝敵人？這些內容構成了美國戰略觀中的“敵人觀”，也形成了美國戰略思維的一個經典傳統。
◎五角大樓內的“招聘敵人啟事”
美國戰略學家托馬斯·巴尼特在《五角大樓的新地圖——21 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寫道：在克林頓政府的第二個任期期間，我在五角大樓辦公室的一面墻上發現了這樣一則個人廣告。
招聘敵人啟事
成熟的北美超級大國尋求有敵意的合作者以進行軍備競賽、第三世界沖突和一般性對抗。候選者必須有足夠威脅，以說服國會滿足軍事需要。具備核戰能力者優先；但如果擁有重要生化武器資源，非核候選人也可考慮。請將求職信并艦艇和空軍中隊照片寄至：
美利堅合眾國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五角大樓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這雖然是一則幽默，但是真實地反映了美國在冷戰后確實是患了“敵人缺乏癥”，藝術地表現了美國在全世界尋找敵人的急迫心情。
◎美國的“用敵”藝術
1981年1月20日，共和黨人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將蘇聯明確定位為“敵人”，而不是簡單的戰略競爭者。里根認為，蘇聯是美國的頭號敵人，必須采取戰略進攻，才能夠遏制蘇聯擴張，保證美國安全。美國以蘇聯為敵，贏得了冷戰的勝利，獲取了冷戰的紅利，嘗到了有敵人的甜頭。
1993年末，克林頓總統曾經脫口而出地說：“啊！我想念冷戰。”想念冷戰，就是想念敵人，想念那個有敵人的年代。冷戰結束后，美國失去了敵人，克林頓總統感到失落。
查爾斯·克勞薩默在冷戰結束時說：“國家是需要敵人的。一個敵人沒有了，會再找一個。”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認為：“美國需要一個敵國，來給外交政策帶來焦點和連續性。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以德國為敵人，在冷戰中又與蘇聯為敵。到了一定時候，又會宣告其他潛在敵人的存在。”
美國的政治家和專家們好像尋寶一樣熱衷于尋找敵人。因為“敵人”對于美國具有極大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有敵人，就有挑戰和競爭，就有動力；有敵人，美國就能夠團結和凝聚國內民心；有敵人，才有軍隊與軍工集團的特殊利益；有敵人，才能夠號令諸侯，保持美國的霸主地位。
◎美國的“選敵”標準
美國選定敵人具有一定的綜合性標準，但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意識形態標準。對美國來說，理想的敵人就是意識形態上與己為敵，種族和文化上與己不同，軍事上又強大到能夠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可以使人相信的威脅。美國在對德國、日本、蘇聯的定性上，都堅持了意識形態標準。美國對德國、日本的戰爭和對蘇聯的冷戰，一個基本的根據就是認為它們都反對美國信念的主要原則，而這在美國民眾中幾乎也成為共識。20世紀90 年代以來，美國在對外政策辯論中的主要問題，就是哪一個國家可能是這樣的敵人。按照價值觀的不同來劃分敵我，這一觀點雖然也受到一些政治家的質疑，甚至在冷戰時期就出現過超越意識形態的議論，但是沒有從根本上動搖美國對這一標準的堅持。在特定時期和特定情況下出現的超越意識形態的議論，只能說是美國政要的一種實用主義權術的表現。
二是力量標準。就是把世界上除了美國以外，發展速度快、最有實力和潛力、未來可能挑戰美國的國家找出來，作為美國的敵人來對付。這樣的國家，就是那些新崛起的國家。在美國的戰略思維中，崛起者就是競爭者、挑戰者、敵對者。冷戰末期及冷戰后，日本曾經成為美國對手名單上的首選對象。后來，美國又一度回過頭來把俄羅斯當做主要敵人的候選者，但是轉念一想，俄羅斯雖然具有潛在的危險性，但它“只不過是個受傷的野獸，是一個正在為成為民主國家而努力的前超級大國”，在短期內對美國不會構成威脅。1997年以后，美國選來選去，最終還是鎖定中國，把中國看作美國的主要敵人。美國輿論普遍認為，中國的長遠目標是向美國的全球支配地位提出挑戰，美國“必須以敵對態度同中國交往”，否則就等于綏靖、姑息。
按照美國“選敵”的標準，中國是絕對符合條件的“敵人”。由于中國在意識形態上與美國不同，又是大國崛起中最有潛力的一個國家，因此中國在美國“選敵”的政治游戲中，在美國“選敵”的花名冊上，就只能高居榜首、穩居一號了。
中國“和平崛起”，必須“軍事崛起”
中國人講發展，是講和平發展；講崛起，是講和平崛起；講統一，是講和平統一；講外交，是講和平外交。其實，強大的軍事力量，扎實的軍事崛起，是這一切和平愿望的基石。
◎想要和平，就要準備反對戰爭
古羅馬作家韋格修斯有一句經典名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準備打仗吧！”這句話一直被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的現實主義者奉為至理名言。
希臘古訓說：“要想和平，就準備戰爭。”
中國古代兵書《司馬法》有句名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套用先賢的話，當代中國人說：“要想和平崛起，就必須軍事崛起”，“想要和平，就要準備戰爭”。
和平，具有不同的歷史形態。19 世紀大英帝國治下的和平是以殖民地征服為基礎的；20世紀后半期，和平以美蘇冷戰的形態出現，是核威脅下的令人不斷打著寒顫的冷和平；冷戰后，是美國一超獨霸下的和平；21 世紀的世界需要多極制衡的和平。
21世紀的中國需要的是能夠保障自己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和平。而這樣的和平，既不能靠對強者的友好而得到，也不能靠韜光養晦的示弱來獲取，只能靠自己的勇氣和力量來贏得。
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以其他國家特別是以美國的和平對待為前提的。如果美國既不支持中國和平崛起，又不局限于、不滿足于對中國的和平遏制，而是對中國崛起進行軍事遏制，甚至進行戰爭壓制，以武力阻擋中國的和平崛起，就只能把中國逼上梁山，迫使中國只能通過戰爭來捍衛國家崛起的權力，突破霸權國家的武力遏制、戰爭遏制，實現戰斗崛起。中國不能為了和平而不崛起。就如同在臺灣問題上一樣，中國堅持和平統一，但是，中國不能為了和平而不要統一。當和平統一無法實現時，以戰止“獨”，以武促“統”，就是必要和必需的。當然，即使中國被迫戰斗崛起，也不同于歷史上一些新興大國的擴張崛起和霸權崛起。
◎想要安全，就要強大
西奧多·羅斯福說：“如果沒有武力作為后盾，外交是毫無用處的；外交家是軍人的仆人而不是主人。”老羅斯福的這段話，中國自然不能完全認同。但是武裝力量對于國家安全的作用，則是不能否認的。外交玩的是智慧，但是智慧只有建立在力量的基礎上，成為運用力量的藝術，才能夠切實發揮作用。對于一個崛起的大國來說，保證國家安全，既要有大智慧，也要有大力量，光靠大智慧玩“空城計”是難以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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