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象看起來，很多農產品與食品污染中有農民的參與行為，但客觀而論，廣大農民也是受害者，盡管農產品的生產加工者對食品安全負有主體責任這個定位和判斷沒有錯，但食品污染的最直接后果是農產品賣不出去，農民也是食品污染的受害者。
從傳統和現代農事作業，雖然其主體一直是農夫，但嚴格說來，和工業生產中的工人一樣，農民也是這個產業的一員，他們要遵循傳統和現代的技術環節和要求來操作，才能獲得不那么豐厚的收成和利益。
他們一踏入這個產業，就要從祖傳、書本、黑板或直觀中獲知農作物、動植物的生長規律，按其生育期的不同需求，播種、施肥、打藥、除草、灌水、收割、打場、曬干和儲藏，從自給自足開始，轉化為商品也是后來學會和適應的。幾千年來，在一個資源貧乏、人口眾多的國家，吃飽、吃好是一種奢求，因此農產品和食品的總量供求、豐衣足食也是一種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標，至于食品安全、有機生態可持續農業更是后來聽說的新鮮事情。
對農耕者來說，祖傳是一種農事教學，而成立農業學校和農事指導站也是產業化以來興起的新政、新學。自古以來，活躍在鄉村社會的“小能人”，是農民直接仿效的楷模，他們也是農民，即使不是農民也是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能給農民帶來知識、信息及商業化頭腦，動植物生病了，雜草及自然災害等在每個農事環節上出現問題，農民還要就近請教于他們。附近的農校的教師和農事指導站的農務官經常來巡回指導，但現實中的問題經常是在他們離開后發生。
對農民來說，官方指導、示范的技術方法，在結合“小能人”言傳身教的“土辦法”，幾乎成為農民全部知識和應對手段。如大米長了蟲子，農民就知道用小瓶子裝上敵敵畏農藥吊在米箱或袋子上，或用紙包上“六六粉”埋到米中，這種土辦法在農村很容易傳播開來。如果身邊有鄉村教師，他們憑借不多的知識可以糾正和引導他們。對農民來說，價廉而身邊容易找到或買到的農藥、獸藥、飼料、肥料、洗衣粉、裝修材料、工業原料等日常用品是最好的應對和解決疑難問題的手段。各種飼料、食品添加劑和轉基因農作物都是科技發達的社會成果，也是后來傳播到農村。
對農民來說，最大的市場是日常用品，于是形成了廣闊的農村消費市場，而最大的吸引力卻在農資市場，從種子、農藥、獸藥、飼料、肥料及名目繁多的各種動植物生長調節劑、添加劑、農機具，因為這些足可以維系他們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對鄰居家或村里的誰家用了什么特種藥劑、試劑，搞了什么特種種養業，收入大增，那是最大的新聞和誘惑。當然從農校或農業技術推廣站得到正規的農資或技術傳授，但不是每天都發生的事情，而且價格也不低。在更多的情況下需要“請”他們過來，因為幾百上千戶的農村就那么幾個人，而且相距遙遠，他們能過來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后來，在知識和信息爆炸的年代，各種形形色色的農業新知識、新技術、新商品、新研發成果及農機具接蹤而至，讓農民目不暇接，學會如何使用，還是需要技術員、老師和“小能人”的言傳身教。
隨著產業化進程，農資產業蓬勃發展，迅速擴展其市場，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最讓農民困惑、無奈的價格飛漲不止，而農產品還是要承受物美價廉的考驗，因為中國的農民實在太多，廣大城市消費者也并不富裕，食品污染就從這時開始蔓延起來。
正如農村興起與城市不同的日用產品的消費市場一樣，農資市場更符合于農村消費水平，要和物美價廉的農產品相互對稱，于是假冒偽劣頻繁出現，“高不可攀”的正規市場卻打壓不住。與這些偽劣農資一同出現的就是各種土洋結合的農資與農事技術手段。這些技術手段內外有別，有的還屬于行業專業協會的小秘密，如在鱔魚養殖和黃瓜種植中使用避孕藥，行業秘密通過“小能人”在農民中間廣泛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