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并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個“市場”，除了國內市場，也包括國際市場。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疊加階段，更應注重發揮國際市場的作用，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這對于中國金融業來說，既是責任，也是國際化發展的重要機遇。
中國企業“走出去”，正當其時、一舉多得
經過長期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以前被高速增長所掩蓋的一些問題逐漸暴露，其中就包括部分行業和企業過度投資導致的產能過剩問題。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解決這類問題尤其要發揮市場的作用，理應鼓勵更多企業“走出去”，開辟國際市場這片藍海。
以經濟促外交，擔當國際責任，提升全球地位。通過企業“走出去”推動經濟合作，是中國兌現做負責任大國和擔當國際責任承諾的具體行動，而以柔性又互利的經濟手段開展外交，也有助于中國擴大國際影響力，提升全球地位。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幣匯率爭端和進出口貿易爭端不時發生，企業“走出去”一方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東道國開設子公司，削減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順差，緩解國際收支平衡，利用東道國的政策優勢，有效規避和化解爭端；另一方面切實為東道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貢獻，如促進就業、增加稅收、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等，積極推動國家之間構建緊密的經濟合作關系，增進人民之間的信任了解，提升企業形象和國家地位。
以國際帶國內，平滑經濟周期，促進轉型升級。在“三期”疊加的特殊階段，將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到全球經濟中去，或者說將國際因素更多引入到中國經濟中來，將有利于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為中國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推動力，有利于平滑經濟周期影響，提高中國經濟抗風險能力。特別是企業“走出去”，可以成為釋放國內過剩產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有效途徑。目前，國內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主要傳統工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化解過剩產能，僅靠關、停、并是不夠的，還要把眼光擴大到全世界，積極鼓勵企業帶著產能“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以鋼鐵行業為例，中國鋼鐵產能占世界總產能近50%，2013年世界鋼鐵過剩產能3.3億噸，而中國就有2億噸，占比超過60%。與此同時，非洲、中東、東南亞等地具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新興的建筑市場，鋼鐵市場發展空間巨大。據預測，2014年，僅印尼的鋼鐵需求缺口就達到400萬噸。應抓住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絲綢之路經濟帶、中非合作等發展機遇，鼓勵國內鋼鐵企業“走出去”，化解過剩產能，同時為產業轉型、技術升級創造空間。
以企業興行業，實現產業升級，優化行業布局。“走出去”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也有利于企業開辟新的市場。新加坡國土狹小、市場有限，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加坡企業憑借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充分利用周邊國家潛力巨大的資源和市場，推進在中國等多個國家建立了十多個海外工業園區，成功實現了“立足周邊、擴大腹地”的區域化發展戰略，實現了本土產業升級和總部經濟發展。對行業而言，企業“走出去”可以帶動整個產業鏈的發展，并使得產業鏈各環節和各要素實現更加合理的配置。通過合理配置，充分發揮整合優勢，優化行業內部結構。
金融業服務企業“走出去”，義不容辭、互動共贏
在中國經濟上一輪的快速增長中，實體經濟和金融業同步發展，兩者相輔相成、彼此推動、互為因果。同樣地，在中國實體經濟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國金融業也不應該缺席，必須義不容辭地助力中國企業“走出去”，并與其相互扶持，最終實現共贏。
勇擔責任，全力服務和反哺實體經濟。金融業推動了經濟長期快速增長，也從經濟長期快速增長中極大地受益，獲得高速發展。近年來，金融業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實體經濟。過去5年，中國gdp年均增長8.9%，但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年均增長達到19.4%。事實上，金融業無法脫離實體經濟獨立存在，也不可能在實體經濟發展放緩中獨善其身，反哺實體經濟是金融業實現自身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在企業“走出去”時也不例外。金融業應該正視自己的定位與責任，始終把握“扎根于實體經濟、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原則，在攜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勇于擔當社會責任、擔當國家責任。
把握機遇，積極跟隨和順應全局大勢。金融業只有“順勢而為”，發展壯大的機遇才能“應運而生”。歷史上，花旗銀行的海外發展就伴隨著戰后美國資本輸出以及美元國際化戰略，這與我國當前的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態勢非常相似。德意志銀行主動適應了戰后德國重建及經濟騰飛對大項目、大資金的需求，花旗銀行、匯豐銀行始終順應全球經濟重心變化和金融全球化發展趨勢，一直走在前列。相比之下，日本三菱銀行對于發展海外業務就不夠積極，國際化程度遠遠滯后于其他國家的銀行，幾輪危機下來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最終與東京銀行和日聯銀行合并。當前，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七大支付貨幣和第八大交易貨幣，國際化進程勢不可擋，中國的實體經濟企業和金融業都必將從中獲益良多。人民幣國際化是歷史給予中國金融業的重大發展機遇，一定要敏銳地抓住，發揮“走出去”企業、“走出去”金融業和國際化貨幣的“三位一體”優勢。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奠定了人民幣流出入的基礎，中國金融業亟需實施戰略轉移、取得戰略突破，借助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等有利條件，獲得與世界加快接軌的歷史機遇。
先行隨行，與“走出去”企業形成良性互動。金融是經濟的核心，具有很強的“基礎設施”屬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融就像是“路”，企業要“走出去”，必須要先“修路”。為“走出去”企業服務的金融業，要與企業形成良性互動，企業走到哪、金融服務就要跟到哪，企業需要什么、金融服務就要提供什么。目前，中國通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非合作論壇等形式，與眾多經濟體建立了合作關系，中國企業的足跡也已經隨著眾多合作項目走遍了全球。“走出去”企業的金融需求與日俱增，并與傳統企業存在較大差別，而這正是金融業發揮專業性的時候。單獨來看，產能過剩、外匯儲備太多、能源需求太大，一個一個都是負面因素。但是，如果把這些與強有力的金融支持結合起來，就是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的一把利劍。前不久，李克強總理出訪非洲，簽署多項中非合作重要協議，并提出中國愿優先向非洲轉移適宜和所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優勢產能，這為金融支持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提升金融業服務“走出去”能力，迫在眉睫、多管齊下
隨著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中國金融業亟需加強自身建設，提升服務能力。
加快海外布局，發展網絡金融，實現“全時空”覆蓋。由于地理位置和時差的原因，“走出去”企業的金融需求可能隨時隨地發生，金融業要為之提供服務，就必須做到全空間、全時間覆蓋。近年來中國金融業紛紛通過新設和收購等方式，積極擴大海外經營網絡。截至2013年末，共有18家中資銀行在海外51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1127家分支機構，總資產超過1.2萬億美元。盡管中資銀行近年海外機構拓展步伐加快，但海外機構、資產、利潤占比仍然很低，這說明中國金融業的國際化進程還處于起步階段，未來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同時，金融業有龐大的全球代理行網絡，在新設和收購因政策或時間原因無法實現的情況下，也可以采取與代理行合作的方式，迅速擴大服務網絡，輻射周邊國家和地區。在互聯網時代，金融業也要通過完善信息系統、發展網絡金融等方式，實現物理渠道和電子渠道的互補、互動和協同，實現7×24的無縫隙持續服務，提高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提升跨境服務，豐富多元化產品，提供“組合拳”方案。“走出去”企業的金融需求，與中國國內企業和東道國國內企業都存在一定差異。金融業應發揮海內外網絡布局和多元化業務平臺優勢，加強跨境和多元化穿透聯動，提升業務撮合能力，創新產品和服務，為客戶提供“組合拳”式的金融解決方案。對進出口貿易型企業，可為其提供保函、保理、訂單融資、福費廷、大宗商品融資、貨運保險、結售匯等服務；對境外投資型企業，可為其提供財務顧問、銀團貸款、投融資等服務；對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型企業，可為其提供資信證明、銀行保函、貸款承諾、項目融資、工程保險等服務；對區域管理型企業，可為其提供跨境現金管理、投資銀行、外匯資金等服務。除定制化的產品方案外，還可以通過專業化的銀團貸款、大宗商品融資產品平臺，為客戶提供更為前沿、高質量的產品。隨著國內金融改革與開放的深入，商業銀行還可以為“走出去”企業提供自由貿易賬戶、準離岸業務等創新業務服務模式，幫助“走出去”企業有效運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開展跨國經營，實現客戶群體與服務范圍的進一步延伸。
適應監管環境，加強風險管理，完善差異化策略。海外監管環境各異，歐美國家監管體系龐大復雜，而新興及發展中國家保護主義色彩濃重，增加了“走出去”金融企業服務的復雜性。金融危機后，各國金融監管趨嚴，集中表現在反洗錢壓力增大、資本充足率要求提高、流動性風險監管加強等。中國企業在尋找投資項目和投資地區時，傾向于選擇經濟起步略晚的東歐、中亞、非洲等地，但這些地區政治較為動蕩、國家評級較低，企業進行投資往往面臨較高的國別風險。甚至在個別國家和地區，政治與宗教沖突仍時有發生。在這樣的復雜情況下，“走出去”的金融機構應加強與東道國政府及國際監管機構的溝通合作，營造良好的外部監管環境。應積極適應國際標準，采取包括實施巴塞爾協議iii在內的各項措施，推動自身加強資本管理、風險治理和信息系統建設等；積極參與國際商會、swift組織等各類國際組織活動，利用專業地位與優勢，在國際慣例、規則的修訂過程中行使話語權；完善內部差異化管理策略，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業務種類，實行不同的業務流程和風險策略，尤其要嚴格按當地法律行事，尊重當地文化和風土人情。同時，部分“走出去”企業因對當地法律法規、行業慣例、文化傳統、輿論環境不熟悉，面臨諸多經營困難和風險，金融業也應發揮自身優勢，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幫助企業少走彎路。
加強政策協調，發揮協同效應，促進中資金融業“抱團式”合作。目前來看，“走出去”的各中資金融機構間競爭有余、合作不足。一是商業銀行與政策性銀行在部分效益較好的“走出去”項目上存在著競爭關系。由于二者的業務目標、風險偏好不一致，在“走出去”業務產品方面各有所長，政策性銀行能以更低的融資價格和更長的融資期限等優惠條件爭取客戶，商業銀行則具有境外網絡優勢和多元化產品服務能力。兩者應加強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支持企業融資。二是出口信用保險對分擔“走出去”企業風險有獨特作用，但目前發展還不能完全滿足“走出去”企業的需要，相關政策法規也不夠健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企業“走出去”的積極性。從這個角度上講，“走出去”的中資金融機構，應該有抱團意識，有競爭更要有合作，做到有心胸、有眼光、有風度、有專業性，真正的強大不僅是自己強，還要攜手其他中資金融機構同外資金融機構展開競爭與合作，幫助中國企業和中國金融業在國際市場上發出聲音。（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