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做過估算，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據，當前務農勞動力的比重還有34%，如果按照他們的勞動時間來計算，事實上只需要24%就夠了。即使是24%，也高于與我們處于同一發(fā)展階段的國家，這些國家一般平均務農勞動力的比重是14%。由此可見，農村還有10到20個百分點的勞動力有待轉移。要實現(xiàn)這些勞動力的轉移同樣需要戶籍制度的改革。

　　因此，戶籍制度改革已經成為當前亟待推動的一項改革，實現(xiàn)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可以得到城市的戶口和基本公共服務，提高勞動參與率，也可以拉動更多的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yè)。

　　戶籍改革的路徑選擇

　　日報：戶籍制度改革這么多年的舉步維艱，改革好像陷入了一個僵局。在當前的這種情況下，您覺得戶籍改革應該采取何種路徑？

　　蔡昉：戶籍制度改革應該兩條腿并行，一方面，由于最主要的公共服務的差距是由戶籍身份衍生出來的，因此要盡可能地把更多的農民工納入城市戶籍，他們基本公共服務問題自然就解決了。這個方面可能地路徑還是選擇性的，需要勞動合同簽訂時間、社會保險繳納年限等條件。這條路的速度可能不會那么快。

　　另一條腿也要同時邁進，在戶籍制度沒有徹底改變之前，盡可能讓常住人口享受公共服務。這也是十八大報告中直接要求的，1.6億農民工就是屬于常住人口，在他們沒有得到戶籍之前，也可以得到基本公共服務，這就縮小了戶籍的功能，剝離戶籍和基本公共服務的關系。這樣，兩條腿向前走路速度就更快一些。

　　總體來說，戶籍制度改革仍然是漸進性的，不可能一夜之間所有的城市都放開，但速度應該比原來有實質性的提高，相關政府和部門應該制定出時間表和路線圖。

　　日報：戶籍制度改革，或是說農民工市民化，是一項有收益但也需付出成本的改革，您覺得相關利益方應該如何分攤改革的成本？

　　蔡昉：戶籍改革是一項收益遠遠大于成本的改革，戶籍改革并不僅僅是經濟長期可持續(xù)增長的關鍵，而且也會減少社會的風險。現(xiàn)在的農民工中60%以上都是新生代農工，未來不太可能回到土地上。如果他們既不能回到土地，又不能在城市得到市民化待遇，那么可能會成為不安定的群體。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看到，農民工參與基本公共服務更多地充當一個貢獻者的角色。現(xiàn)行五大社會保險基本上都是現(xiàn)收現(xiàn)付的性質。現(xiàn)收現(xiàn)付就意味著農民工是最合適的勞動力，他們的貢獻可以彌補城市社保基金的不足，而他們領取回報是在幾十年之后了。

　　至于成本，我覺得可以做一些頂層設計來合理分擔。從中央和地方的角度來說，比如可以重新劃分事權。增加中央事權的一個可能性是，利用這個機會把義務教育的責任由中央來承擔。

　　中央已經連續(xù)多年提出要保證農民工的孩子在城市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實際上地方遇到成本問題很難實現(xiàn)。如果由中央統(tǒng)一來做這件事情更好，可以解決多年以來地方義務教育不均衡的問題。

　　社會保障則仍可以由地方來做。因為農民工是社保的貢獻者，這對于地方來說是一種激勵，吸引的農民工越多，它解決社會保障能力越強，也能保障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