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矛盾凸顯之時，管理創新之機
黨的十六大以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日益成為執政之要，社會自治與自我管理不斷完善，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熱情高漲、渠道廣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之中。
矛盾凸顯期倒逼執政理念之變
2002年，當我國人均GDP近1000美元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盧中原就曾指出，這意味著經濟社會發展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關鍵階段，與經濟快速發展相對應的是社會矛盾有可能加劇。
中國正處于黃金發展期，同時也處于矛盾凸顯期。寧夏行政學院副教授魏向前稱，在中國社會快速轉型的新階段，沉淀性和新生性的社會問題都出現并糾結在一起，這種階段性的社會特征極大地增加了社會管理和國家治理的難度。
2003年春天，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促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把社會發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后幾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一系列特大自然災害、一些地方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世界用復雜的眼光觀察中國會不會落入“拉美陷阱”。正是在這樣復雜的世情、國情、社情下，構建和諧社會，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開始進入各級黨委政府視野。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完善社會管理”。2011年2月，中共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上，“社會管理及其創新”被列為討論主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開班儀式上強調，要“扎扎實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
2011年8月，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從“治安”到“管理”，一詞之換，意味深長。
呼應中央在社會管理領域的一系列決策，各地積極順勢而為，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和存在的重點問題，紛紛著手對社會管理體制、機制進行改革創新。如遼寧省“傾聽民生、為民辦事”的“民心網”聯網工程；浙江省杭州市黨委政府的“問情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問績于民”的決策及考評新機制；江蘇南通市“橫向到底、縱向到邊”的覆蓋城鄉的六級大調解網絡等等。
社會管理的核心價值是以人為本。今年3月，江蘇省南京市出臺《關于建立幸福都市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的意見(試行)》，明確用“幸福指標”考核區縣和部門的工作。南京市委社會建設委員會書記許宏表示，這是為了倒逼政府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為百姓辦實事上。
直面矛盾、理性解決沖突、宜疏不宜堵，正越來越多地成為基層黨委政府應對群體性事件的選擇。近年來在一系列突發事件的處置中，許多地方的黨委政府都能保持克制與理性，開啟對話與協商的平臺，積極回應民眾的合理訴求，推動了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間的良性互動。
社會組織成長激活社會自主發展
南京市協作者社區發展中心2007年成立，在建鄴區民政局注冊。“只要與農民工有關的，如工傷維權、討薪、子女教育，我們都‘管’。”中心社工翟榮芳這樣描述她的工作。沒有驚天動地，僅靠一點一滴的累加，在不到4年里，3個80后專職社工撐起的民間組織服務流動人口達10多萬人次。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李培林說，以社區自治組織、非營利社會組織和廣大公民為主體的社會自治和自我管理，是現代社會管理體制的兩大組成部分之一。培育和發展社會自治，不斷擴大社會空間，是推動社會管理體制現代化的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