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該怎么花巨額拆遷款

　　本報記者 祁夢竹

　　上周五，大興區瀛海鎮下十號村的村民，迎來了“朝思暮想”的客人——一批來講課的理財專家。

　　由于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占地，這個村下個月就要開始動遷。原先，一戶普通農民一年也就幾萬元收入，可如今，手里一下多出一大筆錢——拆遷款，每戶多少不等，但怎么也有幾十萬元。

　　“拆遷款，到底該咋花？”是村民們問得最多的一句話。這句話，不僅僅是這一個村的問題。

　　據不完全統計，僅今年，朝陽區將有45個村拆遷，涉及4.67萬農民，海淀區將有20個村拆遷，大興將有64個村拆遷，懷柔將有3個城中村拆遷，昌平至少30個村拆遷……

　　隨著北京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鄉接合部地區大量村莊迅速成為高樓林立的都市，而位于遠郊區縣的產業園也不斷發展壯大，村莊成為了工業園區，不斷刷新著經濟前進的速度。大量的農民，從世代居住的農家院搬進樓房，而且手里多出了一大筆可觀的拆遷補償款。

　　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產方式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變了，更深層的變化還在心里——“咱家有錢了。”

　　可這拆遷款，到底該咋花？怎樣讓金錢之重，不變成金錢之痛，并進而成為農民開啟未來幸福之門的金鑰匙呢？

　　困惑 暴富后的種種亂象

　　短短幾十年，曾經空曠的土地上，如今霓虹亂眼、繁華時尚。隨著一次次城市擴張和產業發展，本市到底有多少個村莊拆遷，其數恐已難計，而又有多少拆遷農民，其數更巨。

　　所處區域、占地時間、參照政策、拆遷主體等等因素不同，宅基地面積、家庭人口、房屋數量等等因素不同，農村地區拆遷家庭每戶所得的拆遷補償款也不盡相同。唯一相同的是，對于農民，那都是一大筆可觀的數字。

　　以一戶普通的三口之家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執行六七年以前的拆遷政策，該戶家庭除了得到兩三套回遷樓房外，大概還會有二三十萬元的拆遷補償。如果執行更新的補償標準，那么這筆拆遷款的數額將會達到四五十萬元。要知道，這戶家庭如果僅僅靠務農，年收入也就萬八千的。

　　眾所周知，農村地區有相當一部分家庭房屋居住面積較大，再加上家里幾輩人都在一個村子居住，一拆遷，一個人口較多的家庭有時拆遷款就會高達數百萬元，上千萬亦有之。

　　拆遷——仿佛天上突然掉下了大餡餅，農民因之一夜暴富。

　　記者走訪了本市許多已拆遷或正在拆遷的村莊。回遷樓小區里，小轎車幾乎每家都有。而一些房子還沒被拆、拆遷款已經發放的村子里，不寬的小路上停著各式新款的汽車，“家家都買了。”

　　有錢了，提高一下生活質量，無可厚非。

　　但是，原本質樸的農民，突然間手里有了大把的金錢，卻也引發出許多怪事、種種亂象。

　　幾百萬的拆遷款，來輛奧迪，或者寶馬，不過幾十萬元。拆遷時本來就補償了一大筆，再加上回遷房一下得了幾套，除了自家居住還有能夠出租的，不用工作就有收入。政府為引導農民就業提供了一些清潔員等的服務崗位，于是就有了“開著好車掃大街”之怪。

　　車是消費品，會逐年貶值，房產可是保值增值的好途徑。拿拆遷款買大房子、好房子，往往是一家買了，鄰家便會跟風。于是，拆遷之后，“換車的多了，換房子的多了……”又成一怪。

　　還有一些家庭因補償款的分配，導致家庭破裂，親人成仇對簿公堂，再成一怪。

　　更有一些不懷好意的人，盯上了這些有錢的農民。一些情色場所、博彩場所花樣頻出，招攬把持不住的農民拆遷戶。思想上墮落，行為上放縱，有錢之后沒幾個月，“富翁”變“負翁”。

　　記者走訪時，得知一戶拆遷農民分得了幾百萬元的拆遷款，但是被一些專盯拆遷戶的賭博團伙瞄上了，先贏了幾把就被拖下水，沒半個月，錢、房、車輸個精光，老婆孩子回了娘家，這位“負翁”每天無處棲身。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拆二代”，這些未成年的孩子們在暴富之后，心態發生巨大變化，比富、奢侈、厭學的現象比比皆是。

　　由貧變富，又由富變貧的人生拋物線，滑落的是幾家淚水和苦果？

　　三無 富裕掩蓋的隱隱之痛

　　拆遷款，帶來富裕，也帶來新的煩惱和痛苦。這把雙刃劍的背后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窘境：拆遷農民的“三無”：種田無地、就業無崗、社保無份。

　　土地是農民的根，沒有了地種，幾十年的老莊稼把式該干些什么？手藝沒有，技能缺乏，再學習又過了好歲數，沒了地的農民要想得到一份如意的工作，很難。

　　目前各區縣政府的培訓大多是保潔、服務等技術含量不高的工作。

　　“原先種地、養雞，現在住進樓房，買了車，可工作還得要干。”通州區臺湖鎮的李平，原先家里種地，還養了十幾只雞賣雞蛋，“每早十點多就能賣完，每月掙個七八百。”如今占地拆遷，她在新小區里找了一份保潔員的活，“上下午在小區掃掃地，也不累，掙個小一千。”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李平這樣知足的心態，更多人心里打著這樣的算盤：家里有一套甚至兩套多余的房子出租，每月租金是個不菲的收入，犯得上受累受苦受人管地去做保潔嗎？

　　于是就出現了拆遷農民想找工作，掙得少、不體面的懶得去，掙得多的工作又干不來，這樣的矛盾并非個別。

　　沒有工作，自然沒有單位給上各種保險，缺乏社會保障體系，將來的生老病死、突發狀況、子女教育等費用就得靠著拆遷款的“老本”，農民心里也不踏實。

　　“三無”農民賦閑在家，閑得久了就容易滋生不穩定因素，出現賭博、斗毆等種種問題。

　　市政協委員趙建國認為，由于缺少對于引導正確消費觀念的規劃，征地拆遷進行利潤返還后，缺乏對農民適當的引導和保障措施，在解決了“農民怎么才能富”后，卻忽略了“農民富了怎么辦”的思考，對于如何引導正確消費的制度和措施缺少政策上的支持。

　　理財 先梳理的應是觀念

　　“理財？賺錢、花錢誰不會啊，還用學？”走訪中，記者聽到的這類說法很普遍。

　　合理理財，是農民手中拆遷款保值增值的重要功課。但是原本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農民，面對人生的巨大轉折，心理上的轉變還沒有及時調整，觀念上也同樣迫切需要轉變。

　　“拆遷后的農民主動找到銀行做理財規劃的，鳳毛麟角。”交通銀行大興支行副行長王瑜認為，缺乏合理的理財渠道和理財規劃，是目前不可回避的現實。

　　有了錢習慣存銀行，是保守的農民的第一選擇，多數農民并不像城里人那樣懂得理財，現在城市中時興的各種理財套路對于農民很陌生。

　　對農民來說，理財有一個從啟蒙到接受的過程。但不可否認的是，城市里銀行網點多，而農村地區缺少這樣的渠道承擔起宣傳理財知識的職能。

　　現代理財產品都離不開信息技術的支撐。理財產品的宣傳和辦理，都要依靠電子銀行、網上銀行、理財軟件等現代信息技術。農民電腦知識普及率較低，相當數量的理財產品很難在農村推廣。

　　另外一個不可否認的問題是，農民在“收益”與“風險”之間，還要找到更好的契合點。記者發現，理財的風險特性與農民理財的保守心理存在不小的落差。收益大的風險高，農民承受不了，風險低的收益小，農民又不想選。

　　“其實銀行的個人理財產品相較于其它投資而言，風險相對較小、收益相對穩定，但也有市場風險。”交通銀行開發區支行理財項目負責人梁珊珊表示，農民的金融知識缺乏，較難掌握金融投資收益計算及風險控制方法，也是瓶頸之一。

　　有資金，沒有理財需求；有需求，卻沒有投資渠道；有渠道，又缺乏知識和理念。這是一個怪圈。

　　由此，讓農民學習理財，首先要轉變的就是觀念：一是農民的觀念，一是金融機構的觀念。

　　專家認為，“賺錢”是農民對理財的理解，首先讓農民認識到理財是為了讓錢保值增值，目的是讓今后的生活有可持續的保障。有了平和的心態，才能正確認識到投資風險與收益之間的關系。

　　目前，很多銀行在給拆遷農民做理財時，首先要做的就是心理評測，確定農民對風險的承擔能力后再推薦產品。據統計，大多數農民風險承擔能力不強，所以一般選擇穩健型的產品。

　　關于資金的分配，理財專家們建議，農民可以把資金的35%投放到基金中，15%左右作為存款，20%購買銀保，余下的款項再做一些其他理財產品。這樣的年收益大概可以保持在6%左右，同時不會有較大風險。

　　而銀行觀念的轉變，則要注重農村市場，尤其是拆遷農民手中有大量閑置資金，一旦有機會接觸到新興的理財產品，他們的興趣絲毫不比城里人差。銀行應該更加注重拓展農村市場，推出一些適合農民的理財產品，積極為農民創造良好的理財環境。目前，交通銀行、北京農村商業銀行已經關注到了這塊市場，逐步推出一些系列產品，合理引導農村資金。

　　另外，本市郊區近年出現了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這些機構對于拆遷農民手中的資金也格外垂青。有專家指出，農民信貸難、理財難是有關聯性的，如果能把閑置資金引導好，例如讓農民入股參與建立農村合作銀行，或者通過村鎮銀行或者小額貸款公司對農業產業進行投資，也許是同時解決好這兩個問題的途徑之一。

　　創業 少數人的選擇

　　找個工作上班，或者把錢交給銀行打理，對于一些農民來說過于保守。其中的一些拆遷農民，則把資金變為資本，開始了創業。

　　大興區西紅門鎮于2005年開始進行大規模拆遷，至今京開高速以西轄區基本拆遷完畢，共涉及11個村兩千余戶農民。這個鎮緊鄰城區，又有高速公路在旁的便利，腦筋活泛的村民在拆遷后，用拆遷款進行了各類的“投資”。

　　其中，找一家門臉辦起小餐館或者小超市，是比較穩妥的方式。投資不大，二三十平方米的租金一年下來也就幾萬元，家族式經營，一家兩三口人再添一兩個幫工，一年的利潤也有幾萬或十幾萬元。“拆遷款坐吃山空，多少掙點兒是個營生。”薛靖家開的小餐館在周邊小有名氣，主顧基本是回遷農民和附近小區居民。

　　還有一部分人買下運輸車，附近工廠、企業多，交通也便利，跑運輸，比開黑車拉客踏實多了。

　　而更加有商業眼光的人，則進行了更大的投資。

　　這個鎮的拆遷戶王義，把房子和車置辦好后，還剩下三十多萬元。他和三個朋友，在其他鎮租了五畝土地，蓋上廠房，按照每平方米每天四毛錢的價格出租給有需要的企業，“有個三四年就能回本，之后就是凈賺”。

　　由于地段好，廠房價格實惠，不愁租戶，算是不費心的買賣。據王義介紹，拿拆遷款租地、租廠房后再出租的，西紅門鎮還有幾個。相比于拿錢買房，一套該地兩居室每月1500元左右的租金收益，顯然回報更大。

　　但是，根據記者的調查，創業僅僅是一小部分拆遷農民的選擇，大多數農民對此“望而卻步”。

　　首先，農民創業缺乏項目，創業能力有限。在調查中，創業規模一般不大，并且更多的集中于小商店、小餐館之類，或者是購買、租用不動產出租，創業項目單一。有前景、有技術含量、有創新意識的業態與農民“不搭界”，他們更加喜歡“簡單的生意”。

　　其次，資金不足。拆遷款是“老本”，雖然數目可觀，但農民對創業中可能遭遇的風險承受能力低，若是一下拿出來很多進行投資，“萬一賠了”是他們不能接受的，畢竟將來還要指著這些錢過日子。

　　再次，政府對于設施農業的扶持力度不小，但對農民創業的扶持力度相對不足，也制約著農民的創業夢想。

　　入股 化零為整集體創富

　　個人創業有風險且辛苦，但是拆遷的農民還有村集體，集體的力量畢竟大于個人。

　　京開高速西紅門段西側，一幢營業面積1100平方米的商業樓里面，一家超市開得紅紅火火。而這座樓的租金收益則屬于西紅門鎮三村的村民“股東”。

　　“以前種地帶著大家增收，現在沒地了，也得幫著村民致富。”該村的村干部說。

　　2008年，已經拆遷完畢的三村開了一次村民會，村集體要購買商業樓，資金有一部分缺口，面向村民募集資金，自愿入股。一下就募集了1600萬元。

　　商業樓后來租給超市使用，年租金可觀。2009年，村集體又出資數百萬元、募集300余萬元購買了一處600余平方米的商業面積。

　　到去年年底，村集體資金收益、商業設施分紅以及其他福利，三村村民人均分配得16500元。“一家三口人就是啥都不干年底也能分四五萬元。”不僅如此，這種投資號稱“零風險”，向村民募集的資金由村集體擔保，風險由村集體承擔。項目的考察也由村民代表集體決議，充分民主。

　　由村集體作為牽頭人，可以把散落在農民手里拆遷款的一部分集中起來，“化零為整”辦大事，這比個體的“小打小鬧”能夠取得更大的收益。

　　但是，這樣成功的案例在拆遷村還并不普遍。一是缺乏有遠見有魄力的帶頭人，二是多數農民更習慣守業缺乏創業的激情，習慣于生產而陌生于經營。

　　村莊拆遷、農民上樓，這些住進新房的農民在拿到拆遷補償款后，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如何理財、學會資本運轉手段，使財富能得以延續，成為很多鄉村存在的實際問題。

　　記者在采訪中欣喜地看到，對于拆遷農民的各類培訓、講座已經成為各地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大興區委宣傳部“百姓大課堂”將聘請更多的金融專家傳授農民理財知識。大興區婦聯也已開展了“1+N幸福工程”，由理財師對拆遷家庭進行專業的輔導，甚至是一對一的輔導。

　　市委書記劉淇指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過程中，農村變成城市社區，農民成為城市居民以后，要把農民就業問題與發展各種產業和各種服務業緊密結合，使得農民更快地在城市化中實現身份轉換。

　　隨著個人觀念的調整以及各級政府不斷推出各類扶持、引導政策，以及銀行等金融機構和信托公司等投資機構的不斷介入，投資渠道、理財渠道的逐漸增多，財富的合理使用將成為拆遷農民生活的保障，也將成為開啟未來的金鑰匙。RJ224

　　(文中所涉及的拆遷農民均為化名)

　　時評

　　讓理財成為農民經濟生活的常態

　　李硯洪

　　部分農民非理性地、鋪張地、攀比地使用拆遷補償款，引發種種亂象，固然有當下社會大背景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農民理財意識的缺乏和有關方面引導的滯后。

　　如何幫助農民打理好手中的錢財，不但是農民的強烈愿望，也是政府部門責無旁貸的義務和金融機構開拓經營空間的當務之急。由于農民缺乏理財的意識、知識，有關方面在引導農民理財、開發農村理財產品時要從實際出發，“重農”、“親農”。

　　首先，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在理財知識宣傳上要“重農”。在當前農民對金融理財產品知之甚少的情況下，有關部門應深入農村，開展金融理財知識和產品的宣傳，利用各種載體，創新各種形式，向農民朋友宣傳金融理財知識，吸引農民朋友的參與。

　　其次，政府應出臺一些有益于農民的理財政策，金融機構對理財產品的設計要“親農”。目前本市各級政府對設施農業的扶持力度很大，但是對于農民合理利用自己手中的資金創業、投資的扶持力度還稍顯欠缺。而目前，我國金融理財產品針對農民設計的太少，農民不得不選擇儲蓄這一傳統的理財產品。因此，金融機構要按農民理財的需求，設計出“親農”的理財產品，并降低理財產品的起點，讓農民選擇適合自己的理財產品。

　　另外，金融理財產品還要“近農”。目前，廣大農村地區金融網點還不是很充足，政府部門應鼓勵金融機構選擇中心鄉鎮設金融超市和理財中心，讓農民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樣，便捷地享受到金融理財服務。讓理財成為農民經濟生活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