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人的孩提時代，總有那么一個時刻：大門敞開了，前途隨之踏進了門檻。
當《布賴頓棒糖》出版的時候，格雷厄姆·格林的好友、作家伊夫林·沃評這樣論說，本書“所刻畫的徹底墮落的年輕人，是對現代人脆弱的神經的一個挑戰。平基完全應該下地獄”——這個判斷代表了大多數人對這本書的觀點。就連格林在1951年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說，他寫過一本小說，寫的是一個該下地獄的人，這樣的定性說明其實也沒有錯。平基作為一個幫派的小頭目，先是殺死了黑爾，然后又把與黑爾之死有所牽連的手下斯派塞殺死，最后為了保全自己，試圖讓愛他的女孩羅斯自殺。可以說平基是一個暴力、卑劣，而又猥瑣、自私的人物。
但格林并沒有一味地刻畫平基的墮落和惡，而是在隱秘的角落為他這種墮落和惡提供了一個解釋性的注腳。在《布賴頓棒糖》第五章第三節，平基隨羅斯去見她的父母談論兩人結婚的事情。這次回去，使他有機會再一次面對童年生活過的貧民區，面對被他遺忘的童年生活。“平基原以為他已經脫離了塵世的干擾，然而隨處可見的貧困又使他回到了現實世界。他見到了同一幢建筑物里有兩家店鋪：一家是花兩先令就能理一次發的理發店；另一家是專做橡木和榆木棺材的棺材鋪。”理發店和棺材鋪，貧瘠和死亡的隱喻，暗示人們這里并不是一個幸福之地——這里充滿了斗毆、流血、痛苦和屈辱。正如平基自己所說：“沒有人會責怪他為了逃離這種生活而從事犯罪活動。”這可能是全書最為溫暖的章節，雖然帶著陰暗的色彩。格林在這里告訴我們：平基不過是他那個“失落的童年”的產物，一個在貧瘠的環境和死亡的陰影脅迫下的畸形兒。
“失落的童年”是格林早期小說中經常書寫的一個主題。格林是弗洛伊德理論的信奉者，在他看來，一個人在童年那扇門中所見到的圖景將決定他的未來。在其隨后的長篇小說《權力與榮耀》中，他對此有過非常詩性的描述：“在一個人的孩提時代，總有那么一個時刻：大門敞開了，前途隨之踏進了門檻。”而格林同時也是這種理論的實踐者——他曾經以“失落的童年”為題寫了篇回憶性的散文。在這篇散文里，記錄了他在童年時期對自己所生活其中的世界的厭倦。他想盡了各種辦法以避免這種厭倦所帶來的虛無感，為此他喝了大量的注射劑，或者治甘草熱的藥水，吞服自己采集的有毒的植物，以及二十顆阿司匹林等等。最后竟用左輪手槍頂著自己的耳朵，玩起了“俄羅斯輪盤”，用這種對死亡的召喚所帶來的感官上的刺激，暫時性地忘卻此時的世界和他對世界的厭倦。童年的這種陰影影響了他后來的生活方式。格林一生中瘋狂的旅行和寫作便是與這種厭倦相對抗的變形和延續。
在格林的早期小說中，就有很多受童年影響甚深的人物。他們是一群沒有父親的孤兒，原本生性無辜、純潔，但在荒蕪、貧瘠、破敗的生存環境中被奴役，要么死去，或者不知所蹤，要么使他們過早地走向了墮落、背叛和邪惡，成了殺手、背叛者、走私犯。正如愛爾蘭詩人喬治·拉塞爾在《萌芽》一詩中所說的那樣：“在古老的陰影和微光中，童年已經誤入歧途。”而平基便是這一群人物中的典型標本。
但格林并不是悲觀主義者，即使在這部最晦暗的小說中，格林仍然塑造了為這個荒蕪、悲觀的世界中提供希望的角色——羅斯。一個瘦弱、外表丑陋的女孩，她帶有神父一樣的精神特質：有著愛和憐憫，對他人的責任和自我犧牲。當平基一步步地走向地獄的時候，她想到“她絕不會讓他獨自一人走向黑暗”。1939年之后，也就是在《布賴頓棒糖》發表之后，類似于羅斯的角色取代了由“失落的童年”制造的精神孤兒，成為他中后期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比如《權力與榮耀》中的威士忌神父；《問題的核心》中的斯考比上校。只是他們的性別轉換成男性，年齡上也老了很多。不過他們所承擔的功能是一樣的，那就是為那些在失落的童年中誤入歧途的孩子提供救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