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做飯燒的是草柴、包谷稈、樹根等，土坑取暖也要用柴燒，平凹下午放了學，就去拾柴。柴要到20多公里外的五郎溝去砍。有一次，平凹睡到半夜，以為天快亮了，就爬來去砍柴了。等他砍柴回到家，天才麻麻亮。
平凹從小不太愛說話，農村人講娃乖，不惹事。平凹的《秦腔》中的清風街就是我們的棣花街。往北就是陳家溝，西三塬，鞏家河，過了丹江河那個叫南溝的地方，則是我和平凹砍柴割草、放牛的地方。
南溝有镢頭把粗的樹林，南溝的人發現自己家的樹被砍了，比挖了他祖墳還難過、心疼。那里有我個本家，我叫他虎大大（叔叔），平日里來往的少，我長得啥模樣他不知道。
有一次，平凹偷砍我虎大大家的樹，結果正好被虎大大發現，他怒吼道：“叫你狗日的砍！把背籠鐮刀留下！”
想跑已經來不及了，平凹腦子一轉，對我虎大大說：“大大，我是書征。”書征是我原來的名字。虎大大愣了一下：“噢，原來是我侄。走，跟我吃了飯再回去。”平凹趕快說：“不吃了，我媽等著我砍的柴燒火做飯呢。”虎大大說：“好，那你多裝點柴，趕快回去吧。”
上學時，平凹在全班56名學生中是“雙小”，即個子小，年齡小，坐在第一排。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平凹能吃苦，我們的勞動課就是到河邊去搬石頭，填學校門前的大坑。平凹每次扛的石頭都不小。
平凹身上經常裝一個小本子，碰到新鮮事或是有意思的成語他都要記下來。平時除了干農活外，最有興趣的就是看書，凡能借到的書他都很認真地去讀。他坐在門檻上，手里捧著書，鼻孔里淌著鼻涕，誰從他身邊經過他頭都不抬。
念書時，班里作文寫得好的就數平凹了。我在班里比較頑皮，愛給人起外號，我給平凹起了一個外號叫“芥末籽”，芥末籽小卻油多，是指平凹人小學習很好。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學校停課，當年我16歲，平凹15歲，正是長身體、學知識的年齡。但是，命運把我們推向農村勞動。平凹比我還多一份難以啟齒的痛苦，他父親在“文革”中被誣陷為胡宗南的特務，經常受批斗，每次都要被五花大綁，細麻繩深深地勒進他父親的胳膊肉里，形成一道道溝壑……
賈先生的散文《祭父》表述：“文化大革命”中，家鄉連遭三年大旱，生活極度拮據，父親卻被誣陷為反革命關進牛棚。后來，父親帶著一身傷殘被開除公職押送回家了，那是個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聽到消息撲回來，父親已躺在床上，一見我抱住了我就說：“我害了我娃了！”放聲大哭……
這些家庭突來的變故，對年幼的平凹心里上的創傷是很重的，他只有更加賣力地勞動，歇晌時埋頭讀書。
平凹在農村的時候，有人給他說過媳婦。平凹當時在修水庫，媒人安排平凹在家和那個女子見面。女子的母親嫌平凹個子低，衣服也不整齊，沒有同意。后來，平凹告訴我說，他對那次見面也很消極，見面僅是為了媒人的面子。他偷偷暗戀著修水庫的一位女子，卻因害羞沒敢表露……
過去，農村經常有一些招工機會，始終輪不到我和平凹這些沒有關系的人，只能去當兵。我前兩次都沒通過，直到1970年冬天，才被選上。平凹是平板腳，體檢沒過關。我當兵的第二年，平凹給我寫信說，他被推薦到西安上了大學。
如今我和平凹的身份如今相差很大，友情依然在。我打他的電話只要“喂”一聲，他就能分辨出是我，無論他是在干什么，都會擱下和我聊上半天。
我們又問他：“你和賈平凹一個村又是鄰居。人家都是大作家當官了，你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