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6年到2000年，期間經歷了第四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跟第三次普查相比，全國人口增長了25.5%，山西省增長了28.4%，翼城縣僅增長了19.7%。當時整個翼城的出生性別比為106.1，大大低于當時全國的117.8。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劉爽教授2007年的調查數據顯示，2006年翼城縣的人口出生率僅為8.76‰，遠低于當年全國12.09‰的人口出生率；同樣的，翼城縣2006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8‰，也比當時全國平均水平降低了約1/4。
梁中堂告訴南方日報記者，翼城在這試點的27年間，在每一個時點上的統計數據都低于全國、山西省和當地臨汾市的平均水平。
翼城縣用27年進行農村二胎試驗的事實證明，當地的人口增長沒有失控，性別比也進一步得到了優化。
“和一胎政策比，兩胎比較寬松，梁教授確實了解老百姓，把政策和人民群眾的需要結合起來，后來工作好做多了，多數人愿意接受這個政策：以前是推著走，人們也樂意生兩個孩子，現如今大家都不太愿意生二胎了，一是思想轉變了，另一個也是為了生活幸福，這個政策對我們確實有作用，把生育權還給群眾，他們也滿意。”馮才山說。
非典型樣本
翼城模式有自身的局限性，全國范圍內城市“雙獨”二胎逐步放開，現在翼城模式已經不適宜推廣
在梁中堂看來，翼城模式的成功，是一個孤本案例，本身并不具可復制性。
從1987年開始，甘肅酒泉、廣東南海、遼寧長海、山東長島、黑龍江黑河等全國11個縣市和地區也進入二胎政策的試點。
由于各種原因，其他的試點都沒有堅持下來。“當時上面給我們翼城的要求是不宣傳，不報道，不推廣。甚至就在臨汾地區，這個試點政策也不能推行。”馮才山回憶說，“現在畢竟過去了這么久，而且我們可以拿出令人信服的數據。別人也不好再說我們。”
被塵封了20多年的翼城往事，如今在新的時期背景下再度被人們所關注，甚至不斷地被媒體所聚焦。
梁中堂認為，翼城能夠出現現在的結果，并非全部都是“翼城模式”的功勞。“1988年，我曾針對翼城農村地區做了一次人口抽樣調查，發現事實上早婚和多胎還占有一定比例。”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梁中堂認為，生育是老百姓的實際生活，是由其具體的經濟社會生活條件決定的。生還是不生，多生或者少生，都是在選擇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實際關系到當事人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感受，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進行選擇。
“這恰恰證明了，人口出生率有其客觀規律性，人們不是盲目生育，他們也受到各種客觀條件的制約。條件不允許了，自然就不會再生。”
梁中堂評價“翼城模式”是“體制內的一次大膽實踐”。“在認可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翼城模式’是對一胎化政策的某種程度上的糾正和補充。它的成功，證明了即使是在一個寬松的政策環境下，也能夠控制好人口。”
當然，梁中堂也承認，“翼城模式”也有著其自身的局限性。“畢竟還是體制內的產物，2000年以后，全國范圍內城市‘雙獨’二胎在逐步放開，現在‘翼城模式’已經不適宜推廣。”
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原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鄭梓楨表示，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了幾十年，已到了亟需調整的時候，社會是向前發展的。
鄭梓楨說，城市化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城市人口比例較大，百姓的生育觀念早已發生改變。大多有生育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市場經濟的競爭環境中長大，早已不再推崇“多子多福”的價值觀，日益增長的育兒成本也讓他們望而卻步。“完全不用擔心政策放開后出生嬰兒激增。”鄭梓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