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商洛籍學者岳紅記，是長安大學建筑學院美術學博士、環境藝術與環境美學博士后。他不僅是西安變電箱景觀設計的倡導者、研究者，也是具體的實施者。
從2018年7月以來，三秦都市報、西安晚報、華商報、文化藝術報、西安日報、陜西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網、與CCTV同級別的新華網等十多家主流媒體及新浪網、鳳凰網、騰訊新聞等國內有影響力的網絡媒體，對岳紅記副教授及其團隊主持并設計的西安市變電箱景觀分批進行專題報道，引起了社會上的關注，他們成了“網紅”。
作為商洛籍學者，岳紅記博士為什么能引起這么多媒體的關注，近日，本報記者對岳紅記進行了專訪。
讓變電箱景觀講述城市故事
初秋的西安依然涼爽不起來，還是有“火爐”之感。在西安市解放路，岳紅記帶著自己的研究生團隊，正在對解放路的一處變電箱進行繪制。在馬路中間的綠化帶上，他們或坐或立，聚精會神地用筆涂抹著自己的構思。雖然周邊車來車往，創作的區域也只是簡單地進行了圍擋，但對于他們而言，外界的嘈雜絲毫未減弱他們裝飾城市景觀的專注和認真。在勞作的間歇，岳紅記聊起了西安變電箱景觀繪制的由來。
關于變電箱景觀繪制的最初啟蒙，來源于岳紅記教授2018年6月底帶學生到青島寫生和考察時，他意外發現青島的八大關、魚山路等主要街道上，一個個變電箱融入城市，成為一道道新景觀。“四面皆成畫，畫的是大海帆船、紅屋頂老建筑、海洋動物……”他說當時感覺這些畫為城市增色不少，和大環境也很相稱，非常吻合這個城市海洋文化的特點。
在青島考察期間，他拍了很多照片，回西安后又走訪陜西歷史博物館附近的主要街區變電箱現狀，然后再查閱其他城市的做法后，他覺得西安的變電箱景觀應該改變目前的現狀。于是，岳紅記在公眾號上發了一篇《“裝”出來城市景觀 》。文中指出，現代化城市中出現了一些共性景觀，電線桿、發射塔、垃圾箱、變電箱等，可這些硬“裝”在街道的設置其實與城市景觀不協調，可城市生活又離不開它們。
2018年9月新華網現場采訪岳紅記博士的變電箱景觀繪制
文章一出在朋友圈被廣泛轉發，隨后經過《三秦都市》的報道，引發市政府有關部門的關注，一些區縣開始行動。隨后，新城區聯系到了岳紅記，請他首先將解放路等三條街道的20個變電箱“改頭換面”。由此，岳紅記與他的研究生團隊開始西安市變電箱景觀的設計及繪制。
在解放路現場設計變電景觀
那么，岳紅記博士及其研究生團隊繪制的變電箱景觀和其它其它城市相比較，有哪些自己的特點呢?岳紅記老師介紹到，變電箱是現代化城市發展的產物，也是現代城市發展中必須具備的基礎設施之一。近年來，隨著城市景觀的發展，城市綠化、路燈美化以及其它城市景觀的設計，變電箱外觀與城市景觀的發展很不協調，急需對其外觀進行景觀設計和改造，以適應城市景觀發展的需要。我們的變電箱景觀設計與其它城市相比，有著自身的特點：
首先，我們是從城市景觀的角度出發，依據景觀學基本理論、城市景觀設計基本理論、環境心理學基本理論、透視原理、城市設計等理論綜合分析和設計。把變電箱看做城市景觀的組成部分和景觀節點之一，在原來變電箱外觀的基礎上，結合每個變電箱周圍環境中的樹木、建筑、欄桿、道路等環境進行設計。經過多次修改、討論，最終拿出設計方案。這與在上面點綴荷花、梅花等裝飾的方式不同，而且也不是簡單畫一幅畫，而是一種裝飾品。我們把變電箱與周圍環境統一考慮，畫出具有自身特色又能融入城市整體環境中的作品。比如，明城墻下的變電箱畫上了城墻景觀。
其次，我們的變電箱景觀畫面表現是三維立體式，有著真實透視效果，它能與變電箱周邊的建筑、樹木、道路、欄桿等元素充分結合起來，不顯得突兀生硬，而是相互映襯，共同組成了城市美景。
岳紅記及其研究生團隊的變電箱景觀作品
最后，我們變電箱的內容是傳播西安歷史文化，講述絲綢之路的故事，挖掘陜西傳統文化元素，并結合“漢唐古韻”歷史文化特征的方式進行設計和繪制，讓變電箱從“變電”轉變為“文化載體”，傳播陜西歷史文化。
變電景觀設計——傳播西安歷史文化 講述絲路故事
比如，西新街一處變電箱景觀繪制的內容，講述的是明代官家王府的故事。變電箱的正面是王府的大門，剩余三面分別是后門、二道門和后花園，形成了系列景觀故事。
岳紅記及其研究生團隊的變電箱景觀作品
商洛不要想著完全融入西安，應繼續保持自己的特點
當記者問及岳紅記博士，商洛能不能融入西安，怎樣才能融入西安時，岳紅記憨厚地一笑，顯示出商洛人應有的樸實和自然。他認為，商洛雖然屬于秦嶺以南，但與安康和漢中相比，有自身地域與文化的特點，商洛并不純屬于陜南文化，與關中的渭南以及西安的都市文化有很多聯系和接近性。比如，商洛七個縣之一的洛南縣處于長江和黃河流域之中，受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的雙重影響;商州區和關中的藍田相連，柞水縣靠近西安，因此，與安康、漢中相比較，商洛受西安都市文化影響更多。雖然如此，岳紅記還是認為，商洛不要想著完全融入西安，應該與西安的都市文化進行共享，或者補充西安文化，來發展自己特有的文化。
從中國城市發展講，我國現在的大都市是從古時候農村的城鎮發展起來，而不像歐洲的城市就是城邦發起來，所以中國城市的根源是農村;從文化基因來講，我國城市文化的基因也是在農村;從城市人口發展來看，我國目前城市居民多是從農村移民而來，其文化基因仍然保持著身體特有的農民意識。比如賈平凹、陳彥、方英文等文化名人都是從農村走出來。基于以上，岳紅記認為，商洛的定位應該是西安的后花園，是西安城市人心靈的歇息地和精神家園的回歸處。商洛應以商洛走出來的文化名人為效應來推介商洛，商洛與西安是一種溝通與對接，但不要想著要完全融入都市文化，應該保持自己原始的、淳樸的農村文化，這才是自己的特色，因為隨著都市化發展和農村城鎮化進程的建設，農村淳樸的文化越來越稀缺。
“秦嶺最美是商洛”不僅是自然風光之美，
更應該包括人文精神之美
當記者問及岳紅記博士如何看待“秦嶺最美是商洛”時，他略微沉思了一下說：“‘秦嶺最美是商洛’是商洛多年來一種對外宣傳和推介的廣告語，重點是宣傳商洛的自然風光所呈現出來的自己獨特美景。總的看來，這種傳播，已經被外界所接受和認可，到商洛旅游的外地朋友越來越多，但是他們滯留的時間并不是很久，多是到此一游就匆匆而歸。我認為這個傳播口號里面應該需要增加一些內涵，就需要進一步認識和看待‘秦嶺最美是商洛’的提法，具體說，就是要把‘自然之美’向‘人文之美’轉化，挖掘并推介商洛的歷史文化和人文精神內涵。在‘秦嶺最美是商洛’對外的傳播的基礎上，應該從以下方面考慮：第一要挖掘商洛地域中的歷史地域文化之美，人文精神之美。第二，以‘秦嶺最美是商洛’為啟發，深層次地挖掘商洛人的淳樸憨厚、勤奮上進、吃苦耐勞，頑強拼搏精神之美，這種精神之美不僅體現在商洛的農民身上，更重要的還體現在商洛籍的文化知名人士和成功企業家身上。這種人文精神之美更能啟發當代人們奮發上進，不斷拼搏，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和智慧去創造自己的幸福。總之，秦嶺最美是商洛，不僅僅局限于自然風光之美，更體現在人文地域精神之美方面。在這種精神之美的背景下，將精神之美和自然之美完美的結合起來，才能體現出完整的‘秦嶺最美是商洛’”。
商洛更需要從學術層面向外傳播
記者了解到，岳紅記博士是喝著洛河水長大的，雖然在西安工作了幾十年，但他一直關注著商洛的發展，也在為商洛的傳播和推介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通過自己繪畫、書法作品和學術論著來傳播商洛文化。他的許多繪畫創作、文學創作都有商洛的影子。他曾經帶學生到洛南縣石門鎮進行寫生創作，讓故鄉的一草一木、山水田園走進他的作品，向人們傳遞故土的文化和魅力。在學術方面，他出版了博士后研究報告《路域傳承的文化》，在其中章節中，他詳盡論述了西商高速復線商洛境內服務區景觀中表現商洛文化的命題。2015年在美國的東南密蘇里州立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舉辦的《陜西文化風情》繪畫展中就有關于商洛寫生的部分作品，他還特別為美國朋友介紹了商洛文化。
2016年在岳紅記美國東南密蘇里州立大學傳播中國文化
當記者問及他能否為“秦嶺最美是商洛”做什么?如何進一步推介商洛文化時，岳紅記博士說：“上個世紀末期，賈平凹通過文學的傳播形式讓外界知道了商洛的地理概念。除過賈平凹外，像陳彥、方英文的一些作品，也是在用文學概念及敘述方式來傳播商洛，這種方式很有效果。但是，這個概念的背后蘊藏的內涵和深層次的內容，需要通過學術研究來闡釋，并需要把這些研究成果對外進行推廣和傳播。因此，如果從學術角度介入，進行專題研究商洛的歷史文化，比如隱士文化、紅色文化、地域交融文化、商洛的書法史、美術史等，不僅有利于傳播商洛文化，同時豐富了商洛文化內容，更有利于外界對商洛的全方位認識和理解。”
岳紅記個人簡介
岳紅記(岳弘驥)陜西商洛人，美術學專業博士、環境藝術與環境美學博士后、 長安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陜西職工作協評論委員會副主任。
2004年4月碩士畢業于西北工業大學，2011年7月博士畢業于西安美術學院，獲美術學專業博士。目前已出版《北朝關中地區的魏碑書法——造像題記視閾下的“長安書體”》(該書銷售于臺灣、香港、美國、日本等地區和國家)、《路域傳承的文化——地域文化環境下的高速公路景觀設計研究》，《我們什么時候不再“土豪”——一個中國博士后眼中的美國文化》等著作6部。
相關資料
梁塬博士岳紅記
劉劍鋒
四十里梁塬的黃土是如此之厚重，如此之廣博，又如此之質樸與沉靜。這就是梁塬的氣息。這樣的氣息在梁塬人身上代代承襲。從這片黃土走出去的岳紅記博士，聰慧，勤奮，執著，視野寬廣，博學多才，富有使命感;雖然在學術、書畫、文學等各個領域均卓有建樹，卻又質樸寬厚，謙遜低調，不事張揚。走近岳紅記，就能夠感受到梁塬的氣息，因為在他的身上，梁塬的氣息從來就沒有脫去過。
未脫梁塬氣息的岳紅記
寫這篇文章之前，岳紅記博士在微信里對我這樣寫道：“劍鋒你好，謝謝你對我的關注。其實，從我個人的角度看，自己就是一個小人物，不值得你來寫……”作為一個在國內外有影響的學者和書畫家，對自己的成就未提及一個字，典型的洛南人的本分：謙遜，厚拙，真誠，低調，質淳無華。
和岳紅記博士交流總是那么愉快。他從來都是那么坦誠，那么直率，自己的思考與觀點，自己的喜好以及對某些現象某些人和事的看法，都是和盤端出，毫無遮掩，坦坦蕩蕩——地地道道的梁塬人。
這是梁塬的氣息。
在動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又接到岳紅記博士的電話。他說：“你寫的《千里走洛河》我看了，非常有意義，有價值。作為一個文化人，就得為故土做些實實在在事情，虛頭巴腦的事情是為所有有擔當有責任感的文化人所不齒的。”在和我半個多小時的談話中，他依然對自己取得的成就只字不提，只是談想法，談自己所從事的研究，以及對故土洛南的現狀以及未來的關切和思考。
岳紅記，又名岳弘驥，洛南縣永豐鎮辛岳村人。美術學專業博士、環境藝術與環境美學博士后，長安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
四十里梁塬西部的辛岳村，夾在碧波蕩漾的鼓樓河和辛岳水庫之間。小小的辛岳村在梁塬上是一個令人艷羨的村子，村里每家都出過或正在出大學生。
岳紅記生于上個世紀70年代初。或許是梁塬上縱橫的溝谷，連綿的山野，如畫般蜿蜒流轉的地埂阡陌，潺潺流水間的田園人家，讓他迷戀，讓他沉醉，藝術的靈性悄然注入了他的心懷，小時候他就狂熱地喜歡書畫藝術。那時候家里是多么窮啊，寫字畫畫是非常費紙張的，于是用過的作業本就成了練字的好東西，寫了這一面翻過再寫另一面。院子里一塊平展的大人用來捶布歇息的大石頭，也成了他練字的好物件，拿起毛筆蘸著水來寫。練字畫畫的愛好陪伴他從小學到中學，最后到大學。大學里的廢報紙在他那里也成了練字習書的好東西。
2004年4月，岳紅記碩士畢業于西北工業大學。4年后的2008年秋，他又考取西安美術學院美術學博士。在漫漫的寒窗苦讀中，他從來不敢懈怠于自己所鐘愛的書畫藝術，研讀書法理論，臨習先賢大師，游弋于魏、隸、行之間，并各取所長，融會貫通，漸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2007年在紀念米芾逝世九百周年“首屆米芾杯”全國書畫展中，他獲得書法類一等獎，后又入展第二屆“嵩陽杯”全國書畫大賽，許多作品被國內有關單位和機構收藏，引起書畫界的關注。
作為學者，岳紅記目前已出版《北朝關中地區的魏碑書法——造像題記視閾下的“長安書體”》《路域傳承的文化——地域文化環境下的高速公路景觀設計研究》《我們什么時候不再“土豪”——一個中國博士后眼中的美國文化》等著作6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項、教育部藝術類基金項目1項、省級課題11項、發表研究論文25篇。
作為從四十里梁塬走出去的學者，岳紅記是靈秀的，他繽紛的才情呈現在不同的領域。他創作并發表散文、小說等文學作品，獲得過“2015年中國青年散文大賽年度十強提名獎”;為書畫界人士撰寫評論，推介書畫佳作，等等。
在長安藏龍臥虎的書畫界脫穎而出，成為一個學者型的實力派書畫家，岳紅記卻是無論如何也不滿足于埋頭書房寫寫畫畫的。
在電話里，他對我說，一個有出息的書畫家，有追求的藝術家，從來不會念叨自己的一個字一幅畫值多少錢，四尺六尺多少錢;那等于把自己割了賣了，其實就是不值錢。他堅定地說，他要創造的是書畫藝術，而不是商品。
因此，作為一個學者，在繼續書畫藝術創作的同時，他把眼光投向了更為博大的學術領域。
“長安書體”與岳紅記
在廣泛的涉獵中，他發現書法大師沙孟海先生曾經將北朝的刻石書法“北魏體”分為兩種類型——平畫寬結和斜畫緊結。岳紅記發現，許多書法理論家以洛陽地區的“造像題記”(即造像碑上的碑文)和北魏墓志為例來論證和研說“斜畫緊結”的特點，從而逐漸形成了“洛陽體”的概念，但是書界對另一個類型即“平畫寬結”少有涉獵，鮮有論及。
2008年冬天，剛剛考取西安美術學院美術學博士的岳紅記，陪同導師李青先生到陜西耀縣藥王山碑林考察，2015關于中國書法的講座。在那里看到“造像題記”，他敏銳地發現這里碑林“造像題記”的書法，雖為“北魏體”但和“洛陽體”并非相同，而是呈現出沙孟海先生所說的“平畫寬結”特點。他將自己的發現和思考告訴導師，導師鼓勵他確立這個研究方向，并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
陜西的“造像題記”書法碑刻數量多、分布廣，而且年代久遠。要研究“平畫寬結”的特點，提出自己的主張，建立自己的觀點，實地考察，獲得第一手資料，是支撐研究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基礎。于是，在以后的幾年間，岳紅記帶著學生幾乎走遍了關中“造像題記”書法碑刻的所有區域，讓在歲月里靜默著的一塊塊石碑上的文字，在他的世界里復活，為他的觀點說話。
4年過去，岳紅記終于把自己的發現熔鑄成一個嶄新的觀點：“平畫寬結”新書體確實存在且有自己的特點，并提出一個新的概念“長安書體”。
他認為，“魏碑體≠洛陽體”;魏碑體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包括河南洛陽的“洛陽體”、陜西關中地區的“長安書體”和甘肅河西地區的“涼州書體”以及北魏時期其它地區的書體。北朝時陜西關中的“長安書體”和河南地區的“洛陽體”相互影響，在西魏時“洛陽體”融入“長安書體”，后二者在北周和隋代全面融合，最終為中國書法在唐代的繁榮奠定堅實基礎，并對唐代歐陽詢、薛稷、顏真卿等書法家影響較大。岳紅記說：“可以說，以‘長安書體’為代表的魏碑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銜接作用，如果沒有它，也就不可能出現唐代中國書法的繁榮盛世。”
這一發現及其論述呈現在他洋洋70萬字分上下兩冊的理論專著《北朝關中地區的魏碑書法——造像題記視閾下的“長安書體”》一書中。
他的觀點在書法理論界產生了極大反響。西安交通大學博導鐘明善教授認為其觀點有“創新性”，拓寬了“魏碑體”的理論研究;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李凇教授認為，提出“長安書體”對文字辨認和書法傳承都有實際意義;西安美術學院博導李青教授認為，岳紅記的發現“具有創新意義”，“將魏碑書法的研究理論提高到一個新階段”。書法理論界學者普遍認為，“長安書體”的提出，揭示了北朝時期陜西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使我們對魏碑書體的整體面貌有了新的認識，有利于陜西文化精神的發揚和傳播。
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2013年度優秀圖書評獎中，岳紅記博士的《北朝關中地區的魏碑書法——造像題記視閾下的“長安書體”》在近3000種圖書中脫穎而出，是獲獎的38本圖書中唯一一部研究書法理論的專著。
岳紅記的研究視野是寬泛的。他把書法與對文學經典的解讀聯系在一起。
2014年，他在研究中發現，在經典文學作品中，書法的恰當運用對于人物情節以及內涵揭示有著重要意義。魏碑書法在清末碑學界受到推崇，在清末和民國時期比較盛行，陜西關中地區的“娃娃體”書法，是北朝魏碑書法“長安書體”的一個類型。他分析研究陳忠實先生的《白鹿原》發現，朱先生對白嘉軒、鹿子霖和軍閥張總督等不同人物以不同的字體贈書，是有其深刻內涵的。白嘉軒與兒子白孝文以分家的方式劃清界限，讓朱先生做監督。分家結束后，朱先生對白孝文的過失沒有嚴詞斥訓，而是懸腕為他寫下條幅“慎獨”，是隸書;為鹿兆海寫的“白鹿精魂”，是魏碑行書;為十七師茹師長寫的“砥柱人間是此峰”，是草書;為彭縣長寫的“好人難活”，是行書。岳紅記說，書法以不同的使命出現，它與小說中的人物、情節和環境構成有機整體，緊密結合著人物性格、命運的發展變化，這樣既增加了文學作品的文化含量，同時也使作者筆下的人物更有文化品位、形象更加豐富。
岳紅記依照《白鹿原》還原出“倚勢持強壓對方，打斗訴訟兩敗傷;為富思仁兼重義，謙讓一步寬十丈”“腳放大，發鉸短，指甲常剪兜要淺”“白鹿精魂”等內容的“娃娃體”作品，并贈送給陳忠實先生。陳忠實先生對學者從自己小說中“還原”出來的書法作品極為感慨，稱贊其“童趣童書見童心，足見得靈魂質地”。
文化傳播：岳紅記的使命
岳紅記是個充滿使命感的學者。
他在電話里告訴我，文化是流動的，需要傳播與弘揚，然后才有沁潤與影響。作為一個學者、一個書畫家，文化傳播，尤其是向西方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學者應有的責任與擔當。
2015年2月，岳紅記作為訪問學者到美國東南密蘇里州立大學工作。這一年的5月，他在這所大學舉辦了一場以“守望家園”為主題的書畫展。展出的作品中，有30多幅是以陜西尤其是商洛的人文和自然景觀為素材創作的。他的目的就是傳播中國文化，傳播陜西文化，讓另一個國度的人們來感受中國地域文化的魅力。他的展覽引起了美國當地許多學者、書畫愛好者的關注，被當地媒體譽為“第一個在東南密蘇里州立大學傳播中國文化的訪問學者”。
在美國期間，他還先后為東南密蘇里州立大學做了《中國書法簡史》《北朝造像保護及其書法賞析》《中國歷史建筑理論——風水概述》《中國漢字與書法》等9場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專題講座，現場還為美國年輕學子傳授中國書法和水墨畫技法，展示中國書畫藝術的神秘和魅力。
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期間，岳紅記還分別參加了“密蘇里考古學年會”和“密蘇里歷史資源保護學術年會”，并在會上做了題目為《西安——一座世界總統喜歡的古城》的演講，把西安古老的神韻和深厚文化底蘊展示給美國專家學者，使他們對西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回國后，他于2016年6月在陜西省圖書館舉辦“傳播與守望——岳紅記中美文化交流成果匯報展”。展出分為赴美交流、美國風景寫生及中國風景寫生三部分。匯報展無疑成為展示中國學者以文化為橋梁來締結中美民間友誼、開展文化藝術交流的平臺。
《西安日報》報道這次匯報展時這樣寫道：“目前在陜西高校的出國訪問學者中，岳紅記博士是首位以書畫展、學術交流等多種方式在美國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也是回國以后第一個以文化交流圖片展、美國繪畫等內容向人們進行中美文化交流成果匯報展的訪問學者。”人們“可從展覽中了解到中美兩國的文化魅力及差異，還有兩國淳樸的鄉村民居和美麗的自然風光，更能從中看到中國文化的軟實力及面向世界的自信。”
2016年回國后，岳紅記相繼完成了《我們什么時候不再“土豪”——一個中國博士后眼中的美國文化》《一個中國訪問學者眼中的美國基礎教育》《美國有什么值得我們學習的?》《美國現存中國北朝時期的造像書法研究》等著作，讓人們來了解美國的文化。
與此同時，他還在陜西各大高校巡回演講，讓年輕學生在了解美國文化的同時，更多地認識到中國5000年的文化自信，以及中國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崛起等內容。
2017年7月，《陜西日報》以《訪長安大學博士后岳紅記：在絲路起點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為題，刊發了對他的訪談。他說：“我們去發達國家做訪問學者，不僅僅是了解、學習他們的文化及技術，同時也要傳播中國的傳統文化。”他以為，作為學者，更有責任傳播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不能僅僅是官方的事情，民間傳播和高校交流傳播也是重要的傳播途徑和文化載體。比如出國訪問學者，在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具有其他媒體及普通人不可比擬的優勢，具有交流的便利性和信息傳播的準確性，他們傳播的信息更加真實、可靠、有效。”
對于中國書法如何通過傳播走向世界，岳紅記有自己的見解：“中國書法要走向世界，不僅要有理論探討，更需要書法向西方傳播輸出的長期實踐。例如通過大學講壇等方式傳播中國書法，這將是一條極具潛力，并且意義深遠的文化藝術交流的獨特管道。另一方面，國外也需要合格的書法教師，需要廣泛且多層次、多樣式的中西對話。”
岳紅記的使命感還體現在對書畫界人士不遺余力的推介。他以一個學者的嚴謹和敏銳，來觀察和研究書畫界及書畫家的創作，寫下了一系列書畫評論，如《在古老的文字中探究書法藝術之美——談談萬佩升先生的甲骨文書法》《李青：“無為書法和書法之外”的藝術境界——讀我的博士生導師李青教授的書法》;在評介西安畫家舒宏昌的文章《舒宏昌：在傳統中追求現代》中，他說：“在學習中國畫中，有成就的畫家必須經歷的三個階段，即‘師古人’(學習傳統)、‘師造化’(寫生)、‘師心源’(創造個性)。”創新固然重要，但是他認為“創新并不意味丟棄民族的人文精神”。在洛南書法家何伯群先生因病彌留之際，他揮筆寫下了長文《用筆墨闡釋人生——評何伯群的書法藝術》，從布局、結構、筆法以及學養等方面，對何伯群書法藝術進行了深入闡釋與剖析，這篇文章似乎是書畫界第一個全面、系統又客觀扎實、視角獨特地評價何伯群書法藝術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岳紅記說，他讀《何伯群書法精品展》的跋時“幾乎是含著眼淚看完的”;他評價何伯群先生“是用生命在書寫，也是用書法藝術去詮釋自己的人生”。
岳紅記還申請了一個微信公眾號——“文心畫意談”，在介紹里他寫下這樣的文字：“以一個美術學博士、環境藝術與環境美學博士后的獨特視角和感受向讀者介紹中國系列書法、繪畫及傳統文化知識、同時發表散文、小說，使讀者獲得精神食糧。”進入公眾號，學術、書畫、文學、文化研究等等林林總總，琳瑯滿目。
岳紅記畢竟是喝著洛河水長大的四十里梁塬上的人，故土情結絲絲縷縷地縈回在他創作和研究的視野里。他曾經帶學生來到洛南縣石門鎮進行寫生創作，讓故鄉一草一木、山水田園走進他的作品，然后讓一幅幅搖曳生輝的作品向人們傳遞故土的氣息，呈現故土及其文化的美麗和魅力。
對于家鄉的發展，他一直予以熱切的關注。在他出版的博士后研究報告《路域傳承的文化》中，甚至還列出專節，詳盡論述西商高速復線商洛境內在服務區景觀中表現商洛文化的命題。
作為一個在國內外有影響的學者和書畫家，他一再熱忱地對我說，作為土生土長的梁塬人，作為喝著洛河水長大的洛南人，他真誠地希望洛南越來越好，希望人們能夠真正為洛南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情;他更希望自己能夠為洛南的發展做點什么，而且他是能夠做點什么的，“我這頭可是火燒得挺旺啊!”他笑著對我說。
我真的希望在洛南能夠不斷看到岳紅記博士的身影，看到他為梁塬、為洛南這片養育了他的山水的現在與未來，留下自己的聲音，做出自己的貢獻，揮灑更多的詩情與畫意。
岳紅記的日程總是排得滿滿的，教學，研究，創作，帶著學生外出寫生，到各地去講學、開學術會議……他說他喜歡這樣的節奏，喜歡這樣的忙碌，因為這就是他想要的充實而有價值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