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詠厚
我的父親周寶航在抗戰期間從事黨的工作，化名周保恒、王永恒，為了民族解放事業，忠心耿耿，殫精竭慮，積極發動群眾，動員介紹有志青年投身革命，為八路軍辦藥廠，在商洛組建黨的組織，為抗戰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
懷著夢想，走上抗日救國的道路
父親1919年12月出生于原商縣茶房鄉兩嶺村一個家景殷實的家庭。更早的時候，爺爺周芝禎(字佰干)曾在北京朝陽大學讀書，求學期間，受辛亥革命的啟迪，積極參加了當時的學運活動，被當局視為左翼進步青年學生，列入黑名單。慶幸的是，那一年爺爺畢業返回故里，才幸免入獄。爺爺回鄉后，擔任過丹鳳龍駒寨紫陽宮高等小學教師及管理人員，1924年又出任商縣龍駒寨縣佐一職。僅一年多，他目睹了當時國內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現狀，心靈上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從而萌生了教育救國的念頭，主動辭官回鄉辦學育才。爺爺曾在兩嶺村傾其家中所有，興辦了朝陽樂育高小，為本村乃至周邊地區培養了大批知識青年。
辦學的艱辛眾所周知。地方匪患四起，一次，因跑土匪，師生們躲在山洞里讀書，不料崖洞突然崩塌，23名師生喪生于內。接著，爺爺又被土匪綁票、燒房。一連串的天災人禍，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使爺爺精神上、身體上都遭受到難以承受的磨難，滿腹經綸、胸懷壯志的爺爺終因操勞過度，痼疾難抵，于1932年正月初五于陜西省立醫院離世，年僅48歲。
爺爺去世后，父親在懵懂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種。剛滿11歲的他，由于家庭突變而失學，背井離鄉，流落西安街頭。他曾做過叫賣，在店鋪里打過雜，因他是個孩子，東家能給一口飯吃、有個窩睡覺就不錯了，不但沒有工錢，還過著挨打受罵的日子，實在苦不堪言。之后，他去漢中的一個軍隊醫院當看護兵，14歲那年在國民黨軍隊的衛生隊里當了一名司藥。其間，尤其是在行軍路上，他不時地看到一些紅軍張貼的“打倒土豪劣紳”“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等標語以及蘇維埃《宣言》，受其影響，在心中萌生了向往紅軍、尋找紅軍的念頭。于是，他脫離了國民黨軍隊，去追尋紅軍的隊伍。無奈他人小、涉事尚淺，受了不少苦，幾番尋找無果后，最后又輾轉回到西安。
1934年，父親由爺爺生前好友陳伯言介紹，到國民政府西安綏靖公署軍醫處衛生材料廠工作。一年后，上司得知父親曾在十七路軍干過醫職，認識拉丁文，將他調到軍醫訓練班參加旁聽，學習西醫課程。在那段學習過程中，父親結識了更多的進步青年，他們一起閱讀進步書籍和革命文章，相互傳遞著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思想。那一時期，在他們這群進步青年的言談中，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是他們最感興趣的話題，延安是他們心馳神往的圣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震驚中外。身在西安的父親每天買號外，看新聞，打聽延安消息，尋找紅軍隊伍去向。為促成國共和談，紅軍將領彭德懷親赴西安開展工作，父親曾有幸聆聽了彭將軍的講話，更加激發了他向往延安、向往紅軍、向往革命的熱情。1936年底，他幾經周折從軍醫處轉到革命力量比較活躍的西北化學制藥廠從事助理員工作。在這里，他又結識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和朋友，并與他們一起參加了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領導的抗日救國宣傳、動員活動。為喚起民眾，他們除在廠內開展一些活動外，還組織宣傳隊，走上街頭，走進農村，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相關政策。
1937年春，父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他一邊積極參加民先隊的各項活動，一邊在藥廠工作，經過努力還被廠方推薦到西北醫藥專科學校作了一名工讀生。父親是一位好學上進、有思想、有志向的熱血青年，學習期間仍念念不忘黨的工作。
由于表現突出，1937年12月的一天，地下黨員徐雪塵(時為中學教師)找到父親，一見面就說：“你叫周寶航吧?你這個‘少年漂泊者’的苦難經歷和追求革命的思想，我們都比較了解，尤其是你向往紅軍、向往延安的迫切心愿我們也比較清楚，現在組織先送你到安吳革命青年干部訓練班學習，你沒有意見吧?”聽到這話，父親十分激動，連連答應。過了兩天，父親就懷揣徐先生的介紹信，直奔安吳青訓班參加學習。為期三周的學習結束后，經過組織審查，他又考進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隊，成為抗大從瓦窯堡遷往延安的第一批學員。從此，他由一名追求革命的懵懂少年變成了革命隊伍中的一名真正的戰士。在抗大學習過程中，他曾多次聆聽毛澤東等革命先驅的重要報告，并在班主任喬冠華的帶領下，學習功課，掌握革命的相關本領。
父親曾對兒女們講過，1938年4月16日，他在抗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多年夢寐以求的心愿，從一個立志救國救民的熱血青年，成長為一位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戰士。抗大學習的過程也許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抗大是一所革命理想的搖籃，更是一座鍛造革命青年的大熔爐。在那里，他立下了遠大的革命理想，更有了忠誠黨的事業、一輩子跟黨走的決心。
歷盡艱辛，為八路軍辦藥廠
抗大畢業后，父親又回到了西北化學制藥廠，但此番返回，他的肩上已挑起了上級組織賦予他的重要使命。
1938年，是國共合作全面抗戰的初期，根據地延安急需辦一所制藥廠，為抗戰提供醫療保障。為此，父親在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直接聯系后，回到廠里，想方設法積極動員、組織有革命思想傾向、有抗日救國熱血的工友投奔延安，加入抗戰的革命隊伍之中。他力排國民黨在藥廠里的“抗協”分子的百般阻撓，用統一戰線一致對外的革命理念宣傳、動員那些思想成熟、業務水平高的工友，分期分批安全到達目的地。父親曾為不少工友做過介紹，并促成20多名工友拿著他寫的推薦條，先到八路軍辦事處接洽，再由翁遠同志介紹走向革命隊伍，奔赴根據地延安。其中較多的一批，有黃展云、呂風岐等8人。不久，這幾批工友都趕到了旬邑縣清水鎮的八路軍制藥廠，這個廠對外叫陜甘寧邊區難民工廠制藥部，對內則是八路軍后勤衛生部衛生材料廠。
當時，經父親動員由西北化學制藥廠過來的人，凡是制藥所需的工種，基本上都有人勝任并獨當一面，像制酊劑、丸劑、注射劑、片劑、玻璃包裝、藥棉等等一應俱全。這批同志成為八路軍制藥廠的中堅力量，使得藥廠的生產逐步走上正軌，所生產出的大量藥品在最艱苦的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為我黨我軍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父親在這條特殊戰線上，表現出了大無畏的斗爭精神，不辱使命，圓滿完成了為八路軍辦藥廠的光榮任務。
恪盡職守，在商洛工委工作
1938年7月初，父親接到學友、時任商洛工委書記王柏棟的來信相邀，并經陜西省委派遣，返回商洛從事地下黨工作。在回歸商洛的路上，為播撒革命火種，他和戰友杜景用粉筆書寫了多處“堅持統一戰線”“聯共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宣傳抗日統一戰線、抗擊日本侵略的標語。
父親一踏上故鄉的熱土，就直接找到王柏棟書記，兩人促膝長談，相互交換意見，直至深夜同榻而眠。沒過幾天，父親和杜景一同去龍駒寨，與地下黨員王士哲接上頭，又通過王聯絡了許多群眾，具體了解當地的民情、敵情和抗日救亡等活動情況。他們開展了大量的宣傳動員工作，不長時間，兩嶺村一帶群情激昂的抗日救亡活動就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父親返回商洛參加當地斗爭不久，王柏棟書記就慘遭國民黨殺害。一時間，剛剛掀起的群眾抗日熱潮被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氣氛所籠罩。鑒于此，父親和王士哲、杜景等以我家為據點，秘密開展抗日工作，力求再次喚起當地群眾的抗日熱情。這段時間里，父親直接向中共陜西省委匯報、反映情況，并按照上級指示精神，繼續開展革命工作。
1938年9月，中共陜西省委派彭一民同志返回家鄉組建中共商洛工委，并由其擔任書記，周文斌負責組織工作，父親負責宣傳工作。工委成立后，又增補了雷振杰負責武裝工作，米信公負責宣傳工作。至此，商洛工委的組織機構基本健全，人員分工明確到位。工委成立后，制定了當前的工作任務，依舊是積極發展革命力量，同時要嚴懲漢奸，查尋殺害王柏棟同志兇手，為他報仇。
1938年秋季，父親按照商洛工委的安排，和杜景同志一起赴商南縣開展地下工作，后又返回武關，利用親戚關系，成功地滲透到當時的武關民團，通過時任民團團長也是我大舅的田兆豐，發展地下黨員，開展抗日救國宣傳。一段時間里，父親與王士哲、杜景等同志基本掌握了這支地方武裝，并以此為掩護，開展了統一戰線下的抗日救亡工作。父親還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開展地下黨員的組織、發展工作，通過他的觀察、培養和考驗，先后吸收了田爵祿、田錫珍等3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父親擔任黨小組組長。至此，武、寺、鐵、桃一帶的第一個黨小組正式成立了。
父親在商洛工委工作期間，堅決執行省委的指示，積極動員了一大批進步人士奔赴延安、安吳、云陽等紅色培訓基地參加培訓，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可以引用在父親去世的追悼會上，時任商洛地區經委主任陳壽益的原話：“當年，經周寶航同志介紹和輸送到延安等地的、現任地師級以上干部就有23人之多。”此話足以佐證父親為革命殫精竭慮、忠心不二的決心和行動。遵照商洛工委當時的工作部署，我黨地下工作者雷振杰、鞏德芳、薛興軍帶領地下武裝，采取各個擊破的手段，分別實施了針對殺害王柏棟同志的兇手曹老五、謝孝廉的行動并取得成功，為王柏棟同志報了仇，為當地群眾除了害，并圓滿地完成了省委交給的任務。
在商縣縣委工作的日子
1939年5月，為了適應斗爭形勢的變化，根據組織安排，父親與米信公一起參加了中共陜西省委在云陽舉辦的黨訓班，一個月后重返商縣，繼續從事地下工作。
1940年2月，遵照陜西省委指示，原商洛工委由新設立的商縣縣委所替代。同年3月，在鞏家灣小學正式成立了中共商縣縣委。縣委書記由王連成擔任，鞏德勝、劉丹東、王士哲、王慶華和父親當選委員。從這時起，商縣縣委帶領著黨員干部以及廣大群眾，繼續廣泛開展一系列抗戰工作，卓有成效地發揮著黨在地方的領導作用。
縣委成立之時，就認真分析和研究了不少當前工作，比如建立和發展武裝力量，開展武裝斗爭;繼續發展民先隊和共產黨員，以壯大革命隊伍，并積極選拔和推薦一批革命意志堅定的同志去陜甘寧邊區參加培訓，加以培養;爭取一切機會使我黨的同志打入國民黨政權內，以隱蔽的身份為黨工作。這些都是那一階段我黨開展地方工作的重要方面。另外，在對敵斗爭中還要找準目標，研究、做出了懲辦反共頑固分子第六、七區保安中隊長馮麟生的決定。
事后，為了避免敵人的反撲和清剿，根據上級組織的指示，商縣縣委的領導和同志全部分別轉移。父親和彭一民同志一塊轉移，彭一民同志去了延安，父親去了陜西省立醫院，并以調劑員的身份作掩護，與留在那里的地下黨員劉彭勃一道開展與商縣黨組織的聯絡工作。
1940年10月，商縣的形勢十分險惡，省委指示將商縣縣委遷往藍田，實行異地領導。父親接到指示后，即刻去了藍田，在鹿走鎮中心小學化名王永恒，以教書為名繼續從事地下工作。同年10月，商縣縣委接省委指示，重新組建藍田縣委，由王連成兼任藍田縣委書記，趙子和委員分管組織工作，父親和謝維杰委員分管宣傳工作，陳志正委員主管武裝和統戰工作，父親同時擔任鹿走鎮的黨支部書記。1941年，從抗大學習返回的陳忠茂同志增補為縣委委員，主管武裝并兼任商縣抗日游擊隊隊長。1942年2月，從中央黨校學習返回的鞏德勝亦被增補為縣委委員，分管組織工作。之后陳忠茂返回商縣，組建游擊隊。期間，我父親為這支隊伍籌集槍支、軍需等物資，為其籌建和發展商縣抗日游擊隊提供了必要的物資保障，為游擊隊以后的發展和壯大作出了積極貢獻。
1941年8月，商縣抗日游擊隊司令帶著20多人從商洛輾轉到藍田鹿走鎮吳廟村待了10多天。有一天，鞏德芳和4位同志外出時遇到了眾多的國民黨聯丁。聯丁把他們當作壯丁抓了起來，并準備上交，緊急時刻，父親迅速找到地下黨員陳志正商議營救措施，后由陳志正出面，找到聯保主任張建勛，向其解釋這幾個人都是王先生(即我父親)的鄉黨，要求放人，張建勛聽說后才放了人。鞏德芳一行人化險為夷，回到住處，隨即率領隊伍離開了此地。
1942年9月，商縣縣委在藍田吳村廟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決定一部分縣委成員返回商縣開展工作，父親仍留守藍田。王連成、鞏德勝在返回途中，經丹鳳蔡川時被叛徒王克發出賣被捕。緊接著，10月14日父親和謝維杰也在藍田被捕。由于叛徒的告密，先后14名地下黨員入獄，致使商縣縣委、藍田縣委組織慘遭破壞，損失巨大。
寧死不屈，在獄中堅持斗爭
父親在藍田被捕入獄后，敵人將他押解到商縣監獄，由國民黨西荊公路警備司令部負責審訊。雖然挨過了三次嚴刑拷打和非人的審訊折磨，父親沒有吐露一個字，也否認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由于證據不足，無法判決，敵人便將他長期關押。在獄中，父親和王連成、鞏德勝、張銀治、王柏楨、謝華、陳志正等同志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斗爭，并先后聯絡了入獄的共產黨員，建立起秘密的黨小組，選舉了王連成擔任小組長。他們團結難友，利用放風送飯等機會宣傳抗日方針政策，揭露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罪行，并教育、爭取監獄看守人員，啟發他們的覺悟，讓他們從同情轉化為支持革命。
在獄中，父親他們還制定了越獄暴動計劃，準備利用每天晚上排長來點名時的機會一齊動手，先將看守和排長抱住，由王連成和父親負責奪槍舉行越獄暴動，獄外由陳忠茂領導的游擊隊做好接應。越獄工作秘密地進行著，他們還利用上廁所的機會，撿回了一根大鐵釘，將王連成、鞏德勝等5人的腳鐐、手銬逐一打開，張銀治的腳鐐已可取下，父親腳鐐上的釘子也已搖活，一切準備工作基本就緒，越獄暴動的工作即將開始。
但沒有想到的是，越獄暴動計劃卻被當時關押在同監的地方土匪首領察覺并告了密，土匪閆五也在審訊中供出了我黨越獄的行動計劃，越獄暴動隨之失敗。國民黨采用了抽皮鞭、壓杠子、烙鐵燙、灌辣椒水等酷刑對付我黨同志，但我黨同志個個意志堅定，不吐一字，表現出了共產黨人威武不屈、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高尚品質。
1943年6月25日，他們得知第二天國民黨要以“土匪罪”執行幾位同志時，王連成、鞏德勝和父親一同在獄中練唱《國際歌》，準備在刑場上唱著慷慨就義。到了第二天，王連成、鞏德勝被先后叫出，父親趁機爬向監獄門口，卻被看守踢倒在地，罵道：“你急的死呀!”王連成、鞏德勝同志就此光榮犧牲。
之后，同為地下黨員的母親田兆英(化名李素蘭)受黨的指示，從藍田返回商縣營救父親。母親找到爺爺生前的朋友，托他們出面具保，家里變賣了20多畝地，并把母親從娘家籌集到的大量銀圓一并用于疏通牢獄關系。時逢國民黨西荊公路警備司令部將要撤銷之時，父親終于在被關押了一年又11個月之后，于1944年9月被爺爺的朋友周樂天、王廷飏出面具保獲釋。因為在獄中受到巨大摧殘，父親雙腿的脛骨上留下了永久性的一指深溝渠，并患上了嚴重的“空洞型”肺結核，不得不長期在家養病，于1973年3月1日去世。
父親光榮的革命經歷，表現出了對黨無限忠誠和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讓我們晚輩無不敬仰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