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被忽略的一點是，無論是2006年的100萬美元，還是2011年的1100萬美元，跟他并沒有太大關系。早在1990年代，張曉剛的《大家庭》就已售出，像蘇富比這樣作為二級市場的拍賣公司，往往只能從一些藏家那里得到它們。
“最后這些畫以多少價格賣出，跟藝術家本身關系不大，”林家如說，“他們的畫基本早就賣掉了。對他們來說就是代表一種市場認可，跟創作本身沒多大關系。”
蘇富比是藝術品行業中最重要的拍賣機構之一，也是一個讓藝術品升值的著名品牌。這個行業─如果叫行業的話─大新聞大都是從蘇富比、佳士得這些機構的種種活動中傳出來的。林家如認為，他主管的蘇富比亞洲當代藝術部門從零開始構建了中國當代藝術品的價格和價值認定系統。
對于藝術市場中的各項制度相對完備的西方而言，一個藝術家的成長路徑大體是這樣的：最早在工作室中創作，慢慢開始進入小畫廊，從群展到個展，發展好的進入中等規模繼而更大的畫廊，一些作品可能被策展人看重，參加一些國際大展，最終能夠被博物館收藏。
“中國完全是反著來的，”張曉剛說，“最初在那瞎畫，不知道市場在哪兒。接下來好多展覽來了，忙也忙不過來，慢慢回到畫廊，這才進入市場。藝術家都盯著價格，變得非常現實。”
在中國當代藝術研究者Karen Smith看來，中國如今已經出現很多不錯的展覽、美術館和畫廊，但就藝術家來說，還沒有形成理想的合作模式。“這就好像演員找經紀人，彼此要相信，否則很難做下去。大家現在覺得錢在中國，收藏家在中國，所以愿意和中國打交道。”
她對《第一財經周刊》說，西方畫廊最大的貢獻，在于支持了藝術家，同時培養了藏家。而現在，中國當代藝術品的買家里，只有很少是中國人。
畫廊是藝術品交易里最重要的角色，它們并不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它們出現在巴塞爾藝術博覽會上。這兩者的關系可以用一句藝術界的諺語來形容，“在威尼斯看展，到巴塞爾下單(See in Venice, buy in Basel)。”300多個高端國際畫廊為了為期六天的聚會聚集在這個不起眼的瑞士小鎮上。大多數畫廊經營者在巴塞爾這樣的藝術盛事中的成交量，遠超自己畫廊里的銷售業績。
雖然今年6月進行的巴塞爾藝術博覽會上中國元素比較少，但此前作為首次在亞洲進行的香港巴塞爾，則有不凡的交易量，5萬多人蜂擁而至。香港巴塞爾是巴塞爾博覽會收購“香港藝術節”更名而來，巴塞爾另一個更著名的子品牌是巴塞爾邁阿密，其規模甚至超過巴塞爾本身。如今，多數西方拍賣公司和知名畫廊都在香港設有分公司，以便盯緊亞洲市場的動態。
藝術家和這樣一套體系的關聯度并不是那么強。“剛開始你覺得自己很成功，那么多人喜歡你的畫，后來全是生意，你一下子覺得很無聊，覺得畫家其實就是一個股票而已。因為你現在比較好，所以大家都捧你。不想要的時候就把你拋掉。”張曉剛說。他反感“市場運作”這樣的說法。
“市場來了以后，我是很大的受惠者，但也是很大的受害者，整個生活被攪亂了。”張曉剛說，“原來多少遮掩一些，背后雖然是商業目的，但表面還是藝術行為，后來就赤裸裸的不光是生意，變成一種商業運作，甚至介入到創作階段。你會發現繪畫在拍賣市場中最多，因為它與市場最近。”
市場轉瞬即變。張曉剛在2008年提交拍賣的作品多達60多幅，金融危機來臨的第二年，則僅僅提交了16幅。一方面，經濟形勢掌控著藝術品的需求，與此同時，保持稀缺性的商業規則也在發揮作用。畫家的水準當然很重要，但你的創作力大盛、出產量很高的時候，并不一定帶來更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