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認我為父，就必須承認我妻美齡為母。”
1934年夏天，蔣介石“剿匪”戰事逐步進展，國民黨部隊在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下，節節進逼，也使莫斯科修正觀點。經國由莫斯科回到斯維德洛夫斯克之后，中國政府主動“與俄國正式交涉”恢復南京及莫斯科之雙邊關系，以及“遣返蔣經國”的議題。
1934年10月16日，中共開始撤出江西的長征。斯大林一連幾個月都在細細盤算蔣介石要求放經國歸國一事。蔣經國在回憶錄中提到，從8月到11月，國家安全部(NKVD)突然密切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兩名特務每天形影相隨跟蹤他。在緊密監視的過程中，蔣經國被拔擢為烏拉爾馬許工廠報刊《重工業日報》(Heavy Machinery)的副主編。按一般常理，受到嚴重懷疑的人，不會有機會得到這個宣傳機關的職位，因此，特務可能是要查證經國的忠誠度。
過了幾個星期，國家安全部烏拉爾地區主管李希托夫(Lishtov)召見蔣經國，通知他，中國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國。蔣經國說，李希托夫表示，國家安全部希望他寫信給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愿意回到中國”。蔣經國聲稱他拒絕聽命，幾天后，李希托夫又對他說，中國大使館有位秘書希望跟他會面。蔣經國和這位中國外交官單獨會面，但鄰室坐了兩個人。這表示蔣經國不能自由發言。“我當然不敢多說話，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國。我們只能談談國內的進步，以及我家人多么盼望我回國等等。”
中國駐蘇大使館立刻把和蔣經國接觸的情形，向南京方面呈報。60多年之后，臺北當局還不肯公開當年南京和駐莫斯科大使館之間就這個議題的來往函電，突然忌諱蔣經國當時親蘇、反國民黨的言談會引起難堪、尷尬。1934年12月14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記下：
“當我聽到經國不愿由俄國回來，知道這純是俄國敵人編造，故能平靜處之。我能對此一笑置之，應該算是有了進步。”
1937年初，蔣介石依然不能確定是否能再見到親生骨肉。他在日記中寫下：
“我深盼兒子能回來……但是若要我犧牲國家利益，我寧可無后。”蔣委員長沒有承諾停止內戰。此時，他的聲望又告恢復，手上握有150萬大軍；空軍雖然只有100架飛機，與日本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但是比起根本沒有空中武力的毛澤東又強得多。由于聽力障礙由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的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出任蔣介石的空軍顧問。
2月間，莫斯科再次傳喚蔣經國由史維德洛夫斯克進京，但是這一次要他帶著家人及隨身細軟。工廠里許多同志來到斯維德洛夫斯克火車站，向他們認識的伊利札洛夫同志一家人道別，大家于寒風中在月臺上唱歌、跳舞，舉行茶會。蔣經國對朋友們宣稱：“(蘇共)中央派我到中國，以便把家父爭取到我們這一邊。”
鏡頭轉到莫斯科，紅軍友人在伏特加酒和豐盛的菜肴助興下告訴蔣經國，蘇聯會盡全力協助中國擊退日本。當時還未遭到整頓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極可能和他見面談話。史狄孟尼可夫再次接見蔣經國，表示希望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中、蘇關系日益密切。最高潮是經國進見斯大林話別，談話主題無疑就是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統一戰線。
3月初某個寒風刺骨的夜里，蔣廷黻大使接到使館仆役的報告，有位中國客人到訪，但是此人在未見到大使本人之前，不愿透露姓名。這位滿臉笑容、兩頰紅潤的青年訪客進來后，立刻表明身份。蔣大使還來不及問話，經國已經問：“你認為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蔣大使向他擔保，委員長渴望他能回國。1937年4月19日，蘇聯貨輪緩緩駛進黃浦江，蔣經國佇立在甲板上眺望，芳娜抱著年僅兩歲的孝文陪著他。岸上的工廠、船塢，遠比經國記憶中來得多，污染越發嚴重。江灣岸邊，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幾艘軍艦悄悄泊碇，灰色的帆布掩蓋著艦上的炮管。（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