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領先一步建立起私有產權制度，為工業革命的到來建立起有利的制度環境。
工業革命開始于1750年代，它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和人類社會的形態。新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 諾斯做過一個假想：如果一個古希臘人穿越到1750年的英國，他會發現很多東西似曾相識；可是如果這個希臘人晚了兩個世紀到來，他會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從短期來看，工業革命的發生迅速提高了英國的國力，隨著革命成果的擴散，西方世界實現了整體“崛起”。
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惑著史學家，那就是工業革命為何發生在英國，而不是遙遠的東方，或者歐洲大陸？要知道，在18世紀，歐洲大陸有兩個國家長期是英國的強硬競爭對手——法國和西班牙。法國有遼闊的國土，西班牙則掌握著來自新大陸的源源不斷的金銀，為什么最后機遇落到了英國人的頭上？
諾斯給出的答案是：在工業革命之前，英國率先發展出了有效的私有財產權制度。
作為產權制度中的一環，專利制度的建立對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有直接而顯著的影響。早在工業革命一個多世紀之前的1624年，英國頒布了《專利法》，該法案規定，發明人享有14年的專利和特權，“在此期間內，任何人不得使用這項發明。”這部專利法被看作現代專利制度的最早起源。
有研究者統計，《專利法》出臺后的兩個世紀里，英國進入了發明創造的高峰期。1680—1689年，登記了53項發明專利。1690—1699年則達到了102項。1700—1759年，發明專利總數達379項。1630年，英國最先獲得了蒸汽機的專利。1663年，愛德華 薩默塞特獲得了一種蒸汽泵的專利。1764年，哈格里夫斯發明了珍妮紡紗機，并于1770年登記了專利，該專利在英國得到了廣泛推廣。1783年，亨利 考特等發明了攪鋼法，并于1784年登記了專利，由此實現了專業化生產。
由于專利制度的保障，很多富人投資于各種發明創造。專利保護的排他性特征，為新發明的市場結果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證。比如大名鼎鼎的“蒸汽機發明人”瓦特其實并非第一個造出蒸汽機的人，他的成就是在紐可門式蒸汽機的基礎上不斷試錯，改進了蒸汽機的運行效率。但是，由于獲得了蒸汽機的專利，瓦特得到了一些企業家的投資，適度的壟斷反而促進了蒸汽機技術的迅速市場化。
難怪韋伯說，若無1624年的《專利法》，那么“對十八世紀紡織工業中資本主義發展具有決定性的那些發明就未必有可能”。
有必要指出，在英國這部《專利法》出臺之前，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存在對發明創造進行獎勵的制度。早在1474年，威尼斯共和國法律規定“在10年期限內，未經發明人同意與許可，禁止其他任何人制造與該發明相同或者相似的裝置。若其他人貿然防止，將賠償專利人金幣百枚，仿制品也將立即銷毀”。威尼斯憑此吸引了周邊國家的大量工匠，著名科學家伽利略就在1494年獲得了“揚水灌溉機”的專利權。諾斯認為，《專利法》確立的專利制度與以往的鼓勵方法的不同之處在于，它確立了“一套有系統鼓勵技術變動并且提高創新的私人報酬率使之接近社會報酬率的誘因機制”。
但專利制度只是私有產權制度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保護的是知識產權。而法律對實體財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才是英國私有產權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
當時的歐洲，人們手中的財產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政府。16世紀，英格蘭、法國、西班牙這幾個新興的民族國家不斷卷入戰爭，政府的財政壓力越來越大，稅收不得不一再增加。但是幾個國家最后的走向則是不同的。諾斯進行了比較分析，簡言之：在法國和西班牙，君主制逐漸奪取了代議制機構的權力，發展了一套稅收制度，提高了地區性的壟斷，抑制了創新要素的流動，最終這兩個國家在競爭中失?。欢谟?，由于國會對王權有強烈的制約，王室不能隨便征稅，最終私有產權制度得以確立。
產權制度建立失敗的法國和西班牙，由于私人財產不能免于政府的侵奪，社會被扭曲為優先考慮非生產性事務，比如教會、軍隊和官僚機構，因為只有這些地方能免受王室的騷擾。下級貴族厭惡經商而喜歡在教會、軍隊和政府謀職，長此以往，經濟的衰敗便在所難免。而建立了財產權制度的英國，生產性活動受到鼓勵而免受政府干預，逐漸成長為世界上最有效率、發展最快的國家。
縱觀這一時期的歷史可以發現，一個國家私有產權制度能否成功建立的關鍵便在于，議會在與君主就課稅權進行斗爭的過程中，究竟誰能最終取勝。如果議會掌握了課稅權，國民財產便能得到有效保護；如果君主掌握了課稅權，私有產權制度便建立不起來。英國代表了前者，法國和西班牙則代表了后者。
可是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法國和西班牙的議會不能像英國議會那樣取得勝利？難道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議員比較沒有骨氣？或者英國議員更有保護人民的使命感？抑或英國女王比另外兩個國家的君主更仁慈？
事實上，道德化的解釋往往是很乏力的。只有深入了解這幾個國家的歷史進程，才能更好的解答這個問題。
法國三級會議正式形成于14世紀初。法國國王腓力四世在與教皇的激烈斗爭中，為了爭取國內各階層的支持及征收新稅，邀請教士、貴族、市民三個等級的代表開會，討論國家的財政和稅收。這是民族主義初興的時期，法王作為法蘭西民族利益的代言人，獲得了三級會議的全力支持。到了百年戰爭（1333年-1453年）后期，英國軍隊占領了法國部分領土，成群領不到薪餉的軍隊在鄉村大肆擄掠。面臨亡國危險，法王又一次成為民族精神的化身，獲得全國各階層的支持。
1439年，三級會議做出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國王可以不經三級會議的批準而征收新稅。三級會議拱手讓出如此重要的征稅權力，原本是為了給予國王方便，以打敗入侵者，結束國內的混亂。但是覆水難收。法國最終贏得了百年戰爭的勝利，但戰后國王并沒有把課稅權歸還給三級會議，而是趁勢加強王權。三級會議在法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步萎縮，幾年甚至幾十年才召開一次，1614年后甚至停止召開。
西班牙的情況與法國類似。中世紀時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亞半島長期被來自北非的摩爾人占領，那里持續著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戰爭。后來卡斯蒂利亞王國和阿拉貢王國成為其中最強大的基督教國家。這兩國的君主伊薩貝拉和費迪南結婚之后，兩國合并，西班牙人的民族國家才初步建立起來。由于厭倦了長時期的內戰，西班牙的卡斯蒂爾議會把課稅權交給了王室。結果，西班牙的稅收從1470年至1540年增加了22倍。
在這兩個國家，人們起初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權，才將課稅的權力交給政府，因為只有強有力的政府才能趕走外來者，建立秩序?？墒钦坏┱莆樟苏n稅權力，即使完成了統一、建立了秩序之后，也沒有交還給人民的意思，反而利用這一權力來加強自身。
英國的議會與這兩個國家完全不同。英國議會起源于御前會議，御前會議一貫是英國各地封建主與英王斗爭的陣地。早在十三世紀，封建主就利用這一平臺逼國王簽署了限制王權的《自由大憲章》和《牛津條例》。
宗教改革之后，英國議會成為這個新生主權國家的權力化身，因為英國宗教改革正是通過議會立法來進行的。當時的政論家胡克這樣描述：“英國議會是本國所有政治權力賴以存在的基礎。”
到了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時期，下院議員很多都是資產階級工商業者和鄉紳。由于自身是有產者，這些議員往往要求限制國王的權力來終止各種限制性措施，并保護私有產權和競爭。后來斯圖亞特王朝由于卷入與他國的戰爭，謀求開征新稅，但議院不為所動，于是發生沖突。但課稅權一直保持在議院手中。
為什么英國議會敢于在戰爭期間拒絕王室對開征新稅的要求，而不像法國三級會議那樣迫不及待地授予國王課稅權？諾斯給出的一個解釋是：英格蘭在地理上是一個島嶼，從而把英國與它的競爭對手隔離開來。外國的入侵不像在歐洲大陸那樣構成嚴重的威脅，因此中央政府提供的保護對英國人不如對法國人那樣重要。
總之，議院的獨立和堅持使英國財產權的走向不同于歐洲大陸。英國議院逐漸掌握在商人和士紳手里，而建立私人財產權是最符合這些人自身利益的，最終英國領先一步建立起私有產權制度，為工業革命的到來建立起有利的制度環境。（中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