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對于林徽因來說，是陰天多過晴天。父親和母親，在她的生命中，劃出了一道界限。父親那邊是晴天，明朗的，向上的，簇新的，母親這邊是雨天，陰郁的，沉寂的，鉆心的。何雪媛的急脾氣，恐怕多少也影響到了林徽因性格的養成。林徽因也是急脾氣，心直，口快，耐不住。但環境的不如意，也讓林徽因變得早熟。
林徽因年幼時，林長民時常在外，偶有書信寄回家，林徽因會寫回信，那時她只有十二歲。林長民寫道：“知悉得汝兩信，我心甚喜。兒讀書進益，又馴良，知道理，我尤愛汝。聞娘娘往嘉興，現已歸否？趾趾聞甚可愛，尚有鬧癖(脾)氣否？望告我。”林徽因回信說：“本日寄一書當已到。我終日在家理醫藥，亦藉此偷閑也。天下事，玄黃未定，我又何去何從？念汝讀書正是及時。蹉跎悮了，亦爹爹之過。二娘病好，我當到津一作計□。春深風候正暖，庭花丁香開過，牡丹本亦有兩三葩向人作態，惜兒未來耳。葛雷武女兒前在六國飯店與汝見后時時念汝，昨歸國我餞其父母，對我依依，為汝留□，并以相告家事。兒當學理，勿盡作孩子氣，千萬□□。”
字里行間，已經脫略掉“孩子氣”，有一種自覺的通明。這恐怕與何雪媛在家中的失意地位不無關系。母親失意，女兒自然要處處小心，雖然不比林黛玉進賈府那般敏感，但對人情和世事的洞察，卻是不得不具備的生存技能。林徽因很少談自己的童年，她大概只對費慰梅說過一些，費慰梅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親戚把她當成一個成人而因此騙走了她的童年。”
一邊是父親，一邊是母親，林徽因夾在中間，感情的糾結可想而知。“她愛父親，卻恨他對自己母親的無情；她愛自己的母親，卻又恨她不爭氣；她以長姊真摯的感情，愛著幾個異母的弟妹，然而，那個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際關系卻在精神上深深地傷害過她。”偏偏林長民49歲就因戰禍去世。在漫長的歲月里，林徽因需要獨自面對一個怨尤頗多，且不理解她的母親。何雪媛一直是林徽因精神上的一個小包袱。林徽因的語音天分了得，據說吵起架來也分人，跟梁思成用英語吵，跟保姆用普通話說，跟母親何雪媛，則一律用福州話。只有母女倆人聽得懂。福州話，一個老媽媽。何雪媛代表林徽因曾經的那個不甚完美的家。
更何況，她常常還需要應對母親和二娘之間的關系。那種人際處理上的壓迫與糾結，縱使林徽因心胸豁達敞亮，想來也免不了受些不必要的夾板氣。祖父林孝恂去世后，林家搬到了天津。林長民在北京忙于政事，天津家里上下里外，兩位母親，幾個弟妹，都需要十二三歲的林徽因打點照料，她儼然一個民國探春，事情逼著，不成熟也得成熟。在給父親的一封信上，她曾這么批注：“二娘病不居醫院，爹爹在京不放心，囑吾日以快信報病情。時天苦熱，桓病新愈，燕玉及恒則啼哭無常。嘗至夜闌，猶不得睡。一夜月明，桓哭久，吾不忍聽，起抱之，徘徊廊外一時許，桓始熟睡。乳媼粗心，任病孩久哭，思之可恨。”半夜哄孩子的事，也得由這位大小姐親自動手。父親暫時不能擔的，母親擔不起的，她來擔。林徽因敏感而獨立。
家庭對于林徽因的影響，潛在而深遠。從某種層面上，或許，何雪媛是林徽因嫁入梁家的催化劑。1925年，林長民不幸死于戰亂。通知林徽因這個壞消息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梁啟超身上。在美國，林徽因和梁思成經過了一段性格上的碰撞，他們青梅竹馬，一同赴美，相互依靠。但就精神層面，梁思成未必能充分滿足林徽因的渴思。她內心深處，一直為徐志摩的事糾結著。可林長民一去世，林徽因幾乎變得毫無選擇權。梁啟超在給梁思成的去信中這樣寫：“萬一不行，消息若確，我也無法用別的話勸解她，但你可以將我的話告訴她：我和林叔的關系，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何況更加以你們兩個的關系。我從今以后，把她和思莊一樣看待，在無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領受我這種十二分的同情，度過她目前的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