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史上的八年抗戰，中國的大學教育并沒有因為戰爭的摧殘而中斷。在那戰火硝煙的動蕩年代，各大學或被占領、或被破壞，甚或泯滅于戰火中，學生與教授們忍饑耐寒、顛沛流離，可是民族精神仍然興旺，士氣亦因敵人的炮火而變得更加剛毅。
1935年的12月9日，在一年即將結束的時候，處在危機四伏漩渦里的北平燃燒起來了。自從八年前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華北的中心城市北平雖然依舊雍容寧靜，卻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但顯然這一天的嚴寒沒能夠阻擋住學生們的熱情，在國民政府迫于日本的壓力擬實行華北自治之際，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范大學等校五六千名學生走上了街頭，憤怒的學生們喊出了“反抗華北自治，抵制日本侵略”的口號。人在上海的魯迅得知了“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后，興奮地寫道：“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愚庸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然而，嚴重的局勢還是讓身陷北平的師生們痛切地感受到，以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書桌了。
其時，北平已是一座圍城，駐在宛平的日軍晝夜演習、不斷挑釁，戰爭一觸即發。和朱自清一樣，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也為北平這一文化重鎮的行將淪亡感到悲哀。他建議清華遷往湖南，這一建議得到了校方的采納。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隨著北平、天津的相繼失陷，一些著名的大學遭到空前的浩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被占領，私立南開大學則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中淪為一片廢墟。南開的創辦人張伯苓在一生的事業化為灰燼時大義凜然地宣告：“敵人只能摧毀我南開的物質，毀滅不了我南開的精神。”至1938年8月，全國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軍破壞，其中25所因損失慘重被迫停辦。在此民族生死危難時刻，中國的高等教育也步入存亡之際。為保留中國數千年來的教育精髓，使中華文脈得以延續，并使無校可歸的師生不致當亡國奴，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煜瀛、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等102人聯合發表聲明，提出“教育為民族復興之本”的口號，要求政府采取果斷措施，將一些高校遷往內地辦學。國民政府召開特別會議后下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湖南，組建長沙臨時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北遷陜西，組建西安臨時大學。
抗戰初期，在內地辦學的長沙臨時大學與西安臨時大學面臨的一個共同難題是，戰時的大學限于條件無力容納潮水般涌入的失學愛國青年，而年輕的學生們又爭先恐后地要求參軍保家衛國，教育界也圍繞“戰時的教育”掀起了激烈的辯論。有的教授主張在國家危難之際調整教育方案，開設國防課，強化學生的軍事訓練。但不論是教育部還是各所大學，都從長遠的角度考慮反對將課程作較大的變動。西安臨大校長徐誦明在開學典禮上說：“抗戰期間，高等學府學生應當如何抗戰救國？不一定非得拿著槍桿子到前線去才是救國，我們在后方研究科學，增強抗戰的力量，也一樣是救國。”教育部長陳誠也勉勵學生，中國有成千上萬的士兵，但最缺乏的還是有知識的人，而“你們是國家最后的希望”，是當之無愧的“國寶”。陳誠的口才更具說服力，不僅安撫了學生們的熱情，也堅定了他們在戰火硝煙中鉆研學問的決心。
只是隨著戰事的升級和政府軍的失利，未及喘息片刻的長沙臨大和西安臨大又不得不繼續向大后方遷徙。“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別離”，后來的西南聯大校歌道盡了此中的艱辛與無奈。長沙臨大選擇了“帶著些許法國情調，地處僻遠而又寧靜的東方城市（陳納德）”昆明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云南省主席龍云興奮地告訴他的孩子，“現在全國最出色的人才將在我們的城市生活”，他給予了聯大師生各種支持。聯大師生在剛毅堅卓的精神感召下，寬厚容忍、和衷共濟，克服了種種困難弦歌不輟，終于堅持到抗戰勝利。而西北聯大所處的陜南漢中，雖不是抗日主戰場，但國共之間時有摩擦，國民黨軍對解放區不斷圍困，同時又距離抗戰前線較近，這些不穩定的社會環境造成師生很難安下心來進行教學和研究。1939年，陳立夫派特務駐校監視，電令解聘校內進步教授，徐誦明抗命不從，并與北平大學40余名教員憤而辭職，西北聯大遂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