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還把人才概括為高明、卑瑣兩大類，而對待這兩類人，辦法也不同。
他說：
（ 大抵人才約有兩種 ）：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后。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為廉。若是者，當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優，夸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累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以兩君此信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規矩之中。以官階論，州縣以上類多自愛，佐雜以下類多算細。以厘務論，大卡、總局必求自愛之士，宜用鄙信之說。小卡、分員不乏算細人員，宜用來信之說。邵位西之意，亦與兩君相同。而鄙說要不可盡廢，祈參用之。
高明的人進取心強，不想被別人超過。所以，對這種人，曾國藩提出要正面引導，積極引之向上。可以歸納為積極的用人方法，有三條：第一，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員，大體在一倍以上；第二，對他的提拔和夸獎，要比平常人多一些；第三，對他應該多放一些權力，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樣來做。
對待卑瑣的人，就不一樣了。在曾國藩看來，卑瑣的人沒有遠大的志向，看到的只是目前，錙銖必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對這種人要求嚴一點兒的時候，就會忌憚；防范稍微寬一點兒的時候，這些人會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后做出出格的事情。對這種人應該怎么辦呢？曾國藩說，要讓他循規蹈矩，每天用規矩和準繩來約束他們，給他們畫杠杠，畫條條，畫框框，不能逾越。
曾國藩說，按照官階來論，州縣以上的人大多自愛，屬于高明之士。“佐雜”這些人都屬于“算細”，就是每天精打細算，惦記自己既得的利益會不會受到損害，是卑瑣者。
李瀚章是李鴻章的哥哥，當時在曾國藩那里是主管理財的財務大臣。曾國藩曾經給李鴻章寫過一封信，他說，以厘金來論，大卡、總局就應該求自愛之士，這些廉潔的人要求自己就很廉潔，應該用他們的辦法；而對小卡、分員等下面派出的一些文員，應該對他們“算細”，就是用規矩準繩，讓他不越雷池一步。曾國藩再三強調，他愿意效仿趙廣漢和劉晏理財。趙廣漢用“新進少年”，這些人平時有自己的抱負，但沒有自己的舞臺。曾國藩給他們搭一個舞臺，讓這些人實現自己的抱負，施展自己的本領，使他們各顯神通。曾國藩說：“我愿意效仿他們兩個人，趙廣漢用的新進少年，沒有官氣，沒有圓滑之氣，敢作敢為，沒有框框，所以當時開創的局面生機勃勃。劉晏多用士人理財，士人必定有自己的自尊，有一個良知，有一條自己的紅線不可逾越，所以士人不會做特別出格、貪婪的事情。”